价格“剪刀差”走势逆转:2022年价格指数变化趋势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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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由于全球供应链约束有望边际缓解,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转向,全球贸易增长放慢,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紧张状况改观,我国保供稳价措施力度加强,房地产投资面临压力,预计生产者价格指数将逐步回落,三季度末转负,全年同比中枢在2.5%左右。消费价格方面,国内消费和服务业温和恢复,核心通胀难以快速上行,猪肉价格上半年处于低位,下半年将出现反弹,生产者价格上涨传导压力峰值已过,翘尾因素将逐步抬升,预计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温和上行,三季度探顶后小幅回落,全年同比中枢在2%左右。2022年价格管理工作应将稳增长作为优先考量,对短期、局部供给冲击要适当提高容忍度,对结构性价格上涨要更多采用结构性政策工具,做好跨周期调节。

关键词:价格指数 通货膨胀 跨周期调节

2021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近年少有的大幅上涨,而国内居民消费价格基本平稳,PPI与CPI出现较大剪刀差,对国民经济运行和企业生产经营造成明显影响。2022年,国内生产者价格指数将逐步回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则有所抬升,要综合分析价格水平变化的原因与影响,兼顾当前和长远做好价格管理工作。

一、2022年生产者价格指数将逐步回落

2021年,全球供应链恢复受阻,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对我国造成了输入型通胀压力。国内在能耗“双控”、新能源供给波动等影响下也出现了上游行业供给受限、价格上涨。2022年,随着国际国内政策调整,全球商品供需关系变化,生产者价格指数预计将逐步回落。

一是全球供应链约束有望边际缓解。2021年年末,“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增加了全球疫情的不确定性,但随着疫苗研发和接种持续推进,全球应对疫情的能力总体在不断提高,疫情威胁逐步转向可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提出的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到2022年年中将为全球7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按此计划,因疫情造成的供给约束有望逐渐缓解。实际上,波罗的海干散货运费指数(BDI)在2021年10月后已在快速下降,三个月时间从5650点峰值下降至12月末的2210点。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期所作的调查,有2/3的经济学家预测供应链约束将在2022年三季度前缓解。

二是主要经济体刺激政策转向,全球需求恢复放缓。2022年,随着经济增长复苏,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均将转向收紧。2021年12月,美联储宣布加快减少购债,最新“点阵图”预测美联储2022年将加息3次。英国、俄罗斯、巴西、土耳其、墨西哥、智利等国央行则已经启动加息。财政政策方面,2022年主要经济体也将纷纷缩减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预测发达经济体赤字率整体将比上年缩小4个百分点,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赤字率整体将缩小0.8个百分点。宏观政策调整将对全球贸易和总需求增长形成约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2年全球货物出口实际仅增长5.5%,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增速将分别比2021年回落0.7和1.3个百分点。

三是国际主要大宗商品供需紧张将有所改观。2021年四季度,受冷冬天气、伊核谈判进度缓慢、OPEC国家石油供给不足等影响,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从不到70美元/桶上涨至86美元/桶的高位。但随后由于“奥密克戎”变异病毒引发市场避险情绪,石油价格有所回落。2022年,虽然新冠疫情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但考虑到目前石油价格已高于OPEC国家财政收支均衡价格,其增产动力较强且产能储备充分,美国石油战略储备可能也将加大投放,石油价格将难以维持在高位水平。根据商品期货远期合约价格,布伦特原油到2022年末将下降至70―75美元/桶,全年价格下降15%左右。2021年三季度后,铜、铝、铁矿石、天然气等大宗商品价格也都从高点回落不少,2022年商品价格中枢预计将进一步下行。

四是我国保供稳价措施力度加强。2021年国内煤炭、电力等供给持续偏紧,一些地方出现拉闸限电影响经济运行和社会民生。党中央、国务院及时研究部署,纠正地方“一刀切”停产限产和“运动式”减碳,加强能源供应保障。目前,煤炭有效产能正在积极释放,2021年11月我国原煤产量达3.7亿吨、创历史新高,煤炭供应紧张状况已明显扭转,动力煤主力期货价格从高点下跌65%。与此类似,钢铁、水泥、玻璃、天然气等商品价格都出现了幅度不小的调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增强国内资源生产保障能力,2022年传统能源将更加注重供给保障,新能源将加快发展,都将对工业品价格起到稳定作用。

五是国内工业品需求增长面临压力。拉动国内工业品需求的主要是投资和出口,2022年我国出口增速在全球供求格局调整下将有所下降。这不仅直接影响工业品出口,还将通过影响制造业投资间接影响工业品需求。房地产投资可能将出现负增长,对建材、家具、家电等上下游工业品需求形成较大冲击。基建投资将会加快,但由于其在投资中的比重有限,在乐观情景下能够对冲房地产投资下滑、使投资整体增速保持稳定已比较难得。因此,总需求增速将明显降低,潜在产出负缺口拉大,对生产者价格指数形成向下压力。

基于以上分析,在重大因素未出现预期外变化的情况下,预计2022年生产者价格指数将逐步回落,三季度末转负,一季度到四季度同比增速分别在8%附近、4%附近、1%附近以及-2%附近,全年同比中枢在2.5%左右。

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温和上行、下半年探顶回落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变化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分别是能源相关的消费价格、食品相关的消费价格以及剔除了能源、食品价格影响的消费价格指数(即核心通胀)。能源价格上文已作分析,结合核心通胀和食品价格来看,明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温和上行。

一是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缓慢恢复,核心通胀难以快速上行。核心通胀主要受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业价格影响,其中,工业品价格主要通过衣着价格、交通工具燃料价格等向消费价格传导。鉴于2022年工业品价格难以上涨,与此相关的消费品价格上涨将总体可控。在服务消费方面,2021年前三季度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居民人均支出两年平均增速仅为2.8%,疫情仍是服务需求增长的突出制约。2022年,在疫情延续影响和经济下行压力叠加之下,居民收入和消费增速虽然将有所恢复,但节奏可能较为平缓,因此核心通胀也将是温和上行。从先行指标来看,社会融资增速通常领先核心通胀一年左右,2020年11月后社会融资增速见顶回落,预示2022年三季度之前核心通胀难以大幅上行。

二是猪肉价格上半年处于低位,下半年将出现反弹。猪肉价格是食品价格的重要影响因素,生猪供给可根据能繁母猪存栏、断奶仔猪数量等进行推测。2021年,由于猪肉价格低迷、饲料成本大幅上涨,养猪户亏损较大,低产母猪开始加快淘汰,7月份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量结束连续21个月环比增长势头,环比减少0.5%,到12月已连续下降5个月。从能繁母猪存栏的领先关系看,2022年上半年生猪供给仍将相对过剩,春节消费旺季过后猪肉价格可能还将下跌。生猪供给峰值将出现在2022年年中,猪肉价格也将随生猪出栏量达峰开始启动反弹。但是考虑到能繁母猪存栏下降有较大比例是低产母猪,对实际供给能力的影响有限,因此2022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回升将较为温和。此外,2021年冬季至2022年春季,我国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气温可能较往年同期偏低,雨雪低温将对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生产和运输产生一定影响,从而造成食品涨价压力,但影响时间应当较短。

三是生产者价格上涨向消费价格传导的压力峰值已过。2021年三季度以来,受上游工业品价格上涨影响,消费价格指数由降转升,社会对生产者价格上涨是否会持续向消费价格传导较为关注。从近年经验看,价格水平上涨过程中,生产资料内部的价格传导相对顺畅,但从生产资料向生活资料的价格传导并不容易。同时,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趋势一旦见顶,生活资料价格也将难以上涨。目前,生产者价格已经传导至消费价格的领域主要有农副食品、石油化工、家用电器等,价格传导幅度也基本到位。消费价格还未大幅上涨的主要是家具、医药、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其中,除家具以外的其他消费品价格与上游工业品价格变化关系不大,家具价格受房地产景气影响,虽可能上涨但幅度有限。鉴于生产者价格已经开始下行,其对消费价格的传导压力也将逐渐减弱。

四是低基数效应下消费价格翘尾因素将逐步抬升。2021年3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由升转降,并连续4个月同比负增长,7月开始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才返回正增长区间。假设2021年12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指数与上月持平,则2022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翘尾因素在2月份达到最低值0.5%,此后逐月上升,10月后小幅回落。

基于以上分析,在不出现重大预期外变化的情况下,预计2022年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温和上行,三季度探顶后小幅回落,一季度到四季度同比增速分别在1%附近、1.5%附近、2.5%附近以及2%附近,三季度高点可能短暂突破3%,全年同比中枢在2%左右。

三、政策启示

2022年防“滞”是主要矛盾,防“胀”是次要矛盾。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两大任务。当经济运行出现不利的需求冲击时,稳增长与稳物价的目标是一致的,实施逆周期调节即可。但当经济出现不利的供给冲击时,稳增长与稳物价目标就出现冲突:如要稳定增长,就需要采取扩张手段,这会加剧物价上涨;如要稳定物价,则要采取紧缩政策,这会阻碍经济复苏。因此,准确判断经济运行形势和主要矛盾,是确定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基础。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主要国家不同程度遭遇了供给冲击,多数国家实施宏观政策都将避免经济失速置于防止通货膨胀目标之前。我国疫情防控有力,生产快速恢复,宏观政策更加稳健,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基本面是适应的。进入2022年,国际国内形势出现新的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宏观经济管理面临更加复杂的局面。综合各方面情况看,经济下行压力要明显高于物价上涨压力,需求不足更多是普遍性的,供给约束更多是结构性的,这是党中央强调“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的基本背景。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要准确把握形势,把稳增长作为优先考量,政策力度要给早给足,对短期性、局部性供给冲击要适当提高容忍度,避免为了部门目标影响经济大局,导致合成谬误。

针对结构性的价格上涨要更多采用结构性管理方式。即便是防“胀”,政策制定也需要准确判断价格上涨的性质和原因,对症下药。2021年,我国价格方面的一个突出特征是不同领域物价指数出现明显分化,不同行业、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对经济景气的感受存在明显“温差”:生产者价格大幅上涨,消费价格则较为低迷,甚至一度出现价格紧缩;在生产部门内部,采掘业等生产资料价格水平涨幅较大,衣着、一般日用品等生活资料价格则未明显变化;在消费方面,交通和通信消费价格有一定上涨,食品烟酒消费价格则出现下降。出现这种复杂局面,原因在于疫情发生以来,供给与需求恢复具有高度不平衡性,而且这种不平衡性在不同行业、不同生产环节也存在差异,特别是还出现了一些行业特有的供给约束、需求冲击。对于结构性的价格上涨,传统的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难以实现差异化的价格管理,需要创新更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进行定向、灵活、精准调控。同时,要突破价格管理主要由货币政策承担的观念,在存在特定供给约束的领域,发改、财政、监管等都可以通过市场手段或行政手段更加有效地对价格进行管理。在一些情况复杂的领域,还需要多部门协同配合,以多元政策组合应对复杂价格局面。

坚持跨周期调节思维,价格管理要兼顾当前和长远。价格水平上涨“怎么看”“怎么办”,从不同期限视角分析,结论可能完全不同。从短期看,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生产成本、消费者生活成本都会造成压力,应当进行管理。但从长期着眼,则应具体分析,区别应对。对于有较大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产品价格上涨有助于企业归集利润、扩大产能,也是动员生产要素进入行业的信号,控制价格不利于行业快速成长;对于波动幅度较大,“一年盈利、多年亏损”的周期性行业,要靠景气年份的高利润平衡其他年份的亏损,如果在行业景气阶段严厉控制价格,一些企业就会因无法收回投资而退出,反而会抬高长期价格,还可能造成更加频繁的价格波动;对于一些高耗能、低效益的行业和生产环节,要素成本价格提高,有助于倒逼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转型升级;对于处在转型困难时期的行业,适度提高价格水平有助于降低转型风险,减少转型成本。总体而言,受疫情反复影响,目前仍有不少行业利润率未恢复到合理水平,价格上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修复资产负债表,要从中长期着眼,针对不同行业价格变化设定管理区间。

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  贾  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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