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日那天，北京的雾霾深重。明知出门就会吸入有毒的空气，还不得不参加一场论坛。路上见到网上流传的段子“……听说北京今天出来工作的都是亡命之徒……”，有苦难言。我不是亡命徒，也不必为稻粱谋。冒险出门只为履行事先的承诺，但是心里一百个不情愿。小子命苦，没想到一周刚过，悲惨的经历又要重新来过。昨天来上海开会，本来可以躲过北京这周的雾霾红色预警，明天却不得不冒险回到霾区，原因又是因为事先承诺。憋气（literally）之余心里纳闷，那些会议的组织者，难道就没想过遇霾改期？

回想起前年北京的一场国际马拉松，也是顶着雾霾狂奔，成为马拉松史上的奇闻。主办者的理由，也是事先约定，无法更改。背后的逻辑，表面上是改期的成本，实质上是对雾霾的无知无畏。12月初雾霾爆表的当天，北京有的学校还让小学生在户外上体育课。闻之令人痛心。如果体育老师、校长和教育局的老爷们，明明知道吸入有毒空气，会导致肺癌和死亡，他们还会对学生实施慢性谋杀吗？

日益频繁和严重的雾霾，给人们的健康埋下巨大隐患。未来若干年，因吸入有毒空气而导致的肺癌和死亡，有可能会大幅度上升，由此导致的个人和社会成本无疑会增加。具体地，公共医疗卫生的支出会大幅度上升。

可以想象，随着公众对雾霾危险认识的提高，今后雾霾下人民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也必然发生改变。大型的公共活动，遇到雾霾会遭到用脚投票的抵制。

假如有一种办法，能够让公共活动的组织者，在雾霾达到一定危险程度时，延期或者取消活动，而又能把大部分成本分散出去，那么未来冒险举办公共活动的情事就会减少。由此可见，在这种雾霾频繁的新常态下，防治空气污染，以及因污染而导致的疾病和死亡，并不完全是环保和卫生部门的义务，金融业也可以大有作为。这几年不少人喜欢金融为实体服务的高调，而眼前就明摆着这样的服务机会，可不能视而不见。

首先想到的是保险业。是否可以参照农业指数保险的模式，开发与空气污染指数挂钩的保险产品（权且称作“雾霾指保”）？这种依据指数的保险产品，在精算的基础上确定保费，按照事先约定的标准和条件，一旦雾霾指数超过事先约定的指标，即可理赔，而不必对具体的伤害作出勘察，从而降低保险产品提供者的运营成本，并且确保理赔的效率。如今空气质量指数随时发布，使得此类保险产品在技术上成为可能。唯一的限制，是历史数据的缺乏。

可以想见，有了这样的保险制度，不仅霾区的企业和个人有了空气污染伤害的补偿机制，降低雾霾伤害的风险和成本，更重要的，是可以通过融资机制提供的激励，倒逼行为方式的改变和公共政策的改善，从而形成更加积极有效的雾霾防范和伤害补偿机制。各种利害相关者，包括保险公司和投保的客户，因为雾霾与他们的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因此会对雾霾的污染源更加警惕，对污染的行为予以抵制。保险公司会有更大动力，对霾区的民众提供金融消费者教育，减少无谓的暴露和伤害，也会有更多的人追求健康文明卫生安全的生活方式，身体力行地减少排放。可以预见，眼下用来创造各种调侃段子的能量，会更多地转换为雾霾防治的具体实效。

当然，凡事知易行难。雾霾指数保险产品的开发，会遇到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上述历史数据缺乏，保费的精算缺乏依据，因此保单的定价和保险公司的商业风险控制具有挑战性。上网一查，发现已经有的保险公司提供了雾霾健康险种。其中一款险种，针对肺部肿瘤等结果理赔，无法判断具体投保人的疾病，与雾霾之间的因果关系。另外一款，从形式上看，与本文建议的雾霾指数保险相似，但是推出不久即遭到保险监管部门叫停并处以罚款。需要指出的是，即使个别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上存在瑕疵，也不要因噎废食，堵塞了雾霾指数保险产品的开发和供给。

考虑到雾霾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巨灾，其中的公共商品特征，使得政府的介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由国家发行雾霾债券，用以建立国家级的雾霾再保险基金，对商业性的雾霾保险提供分保，则可以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雾霾风险及其融资的效果，提供一道额外的保障。国家的财政部门、金融监管当局，也可以从财政金融政策的角度，与国家环保、气象、卫生部门加强信息共享和政策协调，促进环保体系的建设。

除了雾霾保险之外，银行信贷也大有可为。大多数污染企业的背后，都有银行信贷的影子。因此防治雾霾，银行也有责任。绿色金融已经有了监管指引，政府部门也在原则上呼吁，但是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是没有切实可行的实施办法，也没有足够的激励机制，因此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绿色金融系统。面对日益严重的雾霾伤害，政府和银行监管当局，需要不失时机地推动绿色金融的普及。具体地，要立即在商业银行建立空气污染企业的黑名单制度，包括中小企业，杜绝信贷资金流向那些对空气造成污染的企业。

如果真心实意地让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不妨从雾霾指数保险和绿色信贷开始。

来源：财新网2015年12月9日，http://opinion.caixin.com/2015-12-09/1008837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