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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疫情冲击下的中国经济新结构和新风险

作者: 黄益平,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金光经济学讲席教授 发布日期:2020-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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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疫情之下的中国经济前景,我分享三个方面的观察。

一、要重点关注中小微企业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各国经济以及社会生活等都受到非常大的影响,受到最严重冲击的可能在中小微企业。

从全世界各国的经济政策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以美联储为例,上一轮全球金融危机时,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的政策力度非常大,主要支持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很多流动性以支持整个市场和系统,重点是防止发生系统性崩盘。这次美联储的政策力度同样非常大,包括很快降低利率,甚至提供几乎不限量的流动性支持,但非常明显的变化在于,上次重点支持的机构是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而这次的重点是中小微企业,当然实际效果还有待观察。

中国也有类似的反映。这次中国各部门和机构都遭到大冲击,其中,中小微企业所受冲击最大,过去几个月我也一直呼吁将政策的重点放在支持中小微企业上。因为我国的中小微企业数量非常多,也很重要,贡献了60%以上的GDP、80%以上的城镇就业率,如果中小微企业出问题,可能演变成系统性问题。

中国中小微企业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左右,即每年约20%的中小微企业倒闭是正常现象。我比较担心的是,大批中小微企业在经济复苏之前一起倒闭,造成大量员工失业,甚至出现大量不良金融资产,如果这三者之间再共振,形成一个恶性循环,最后很可能变成一个系统性问题。所以,如今看我国中小微企业的问题,并不是关注每一家企业会怎么样,更多是关注系统性的问题。

疫情之初,我们对疫情最严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并在全国大范围施行隔离政策。期间很多中小微企业有几周甚至几个月没有营业收入,以至于业务基本停滞,但开支却没有停止,对现金流造成很大冲击。过去,企业退出主要是由于资不抵债而破产,如今大型的公共卫生危机突然而至,导致的不仅是资不抵债,还有流动性现金流断裂的风险。这也正是我们要关注的地方,因为它很可能是系统性风险的一个源头。

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背后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含义。

一方面,中小微企业贡献了80%以上的中国城镇就业率,支持中小微企业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为了社会稳定。

在过去这段时间,央行、财政部也确实采取了很多措施,流动性方面的力度相比欧美要节制,其他方面与发展中国家和很多发达国家对比,也有差异。其他国家第一是直接支持企业保留就业,比如为了让工人继续有工作,保证不解雇工人的企业可以获得政府补贴;第二是提供失业救济;第三是直接支付现金。这三大政策既关注老百姓的生活,同时也是让小微企业生存下去。

中国的所有政策目标也是如此。在财政方面主要是三大类政策措施,一是固定资产投资,二是减税,三是提供公共卫生开支,还包括减免租金、减缓缴纳社保基金,以及财政部对小微企业提供贷款利率、利息开支等补贴,都非常重要。这样的政策应该成为现在帮助企业度过难关最重要的措施,因为先要让他们活下去。

帮助中小微企业、老百姓先活下去,是经济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

另一方面,当疫情控制住开始复工复产,这些企业还存活着,老百姓还有现金,经济复苏才有条件。如果老百姓日子都过不下去,即便疫情控制住也没有消费需求。如果企业都已经倒闭,工人都被解雇,再谈经济复苏会很困难。

二、经济复苏的驱动力会有新变化

这一次经济复苏的过程可能相对缓慢,而且充满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经济结构也会发生一些变化。

过去二十年我们也受到过几次大的冲击,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都受到很大冲击。我们过去的做法,基本是通过增加固定资产投资来增加需求、稳定经济和就业,而且两次都比较成功。

这次冲击与以往相比不同,这次是一场公共卫生危机,不是系统性金融危机。

政府应对这次疫情的政策,简单来讲大概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抗疫,控制住病毒风险。目前为止措施比较有效,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第二类是纾困,即帮助老百姓和中小微企业活下去,支持经济复苏。第三类是经济重建,过去四万亿财政刺激,或政府提供的很多固定资产投资,都是这一类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次危机也有新基建、都市圈的提议。

个人判断,下一轮经济复苏会有一些较大的结构性变化。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这次出口恢复更困难,不像以前经济一复苏出口就恢复。前段时间,东南沿海地区很多地方政府想方设法把内地民工接回来,目的是希望制造业开工,但开工后发现一些出口订单被取消。这就是如今面临全球性危机的重要体现。

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意味着全球经济能否很快回到冲击前的状态,并不取决于做得最好的国家,而是取决于做得最糟糕的国家。我们需要一起把疫情控制住并恢复经济。

二是这次即便做固定资产投资,力度也不可能像之前四万亿那样大。如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空间,相比十几年前有很大变化。很多学者和官员也在反思我们在2008年的政策,当时出手很快、很重都是对的,但有没有过度、退出太慢的问题?这些是否导致经济复苏更加缓慢一些,目前不好确定。

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下降了,但底子也厚了。面对未来的发展,可能也有不同的亮点。

亮点一,消费也许会成为下一轮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创造过两个全球性的经济故事。第一个故事是中国出口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品,国际市场上很多产品都是中国制造的,中国出口状况决定国际市场状况,在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相对比较低端的制造业市场,中国曾经一度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个故事,是在大宗商品市场,由于中国的投资力度非常大,对这些大宗商品的需求很强,很多出口大宗商品的国家,一度经历了所谓的超经济周期发展,即十年、二十年没有经济衰退。

今后可能会有不同的故事,消费可能就是中国经济下一个故事的主角之一。

不过短期看,消费也有不少困难,特别是很多缺乏良好社会保障的普通老百姓,几个月收入明显下降,即便疫情控制住了,消费复苏也会比较困难。

亮点二,这次危机过程中,数字经济发挥了很大作用。受疫情影响,封城后很多活动都被迫停下来,但是线上经济活动变得越来越活跃,比如网购、在线会议、线上教学。很多餐馆在疫情期间开始做外卖,很多制造公司的线下店关门后把业务转到线上。没有数字技术,这些都不可能发生。

数字经济我称之为宏观经济的稳定器。在宏观经济受到冲击的时候,数字经济至少减缓了部分冲击,这在数字金融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很多网络贷款在疫情期间依然线上进行,而实体银行门店基本上都关门。经过这次疫情,个人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迎来新的高峰。尤其是新基建的实施,投资数字技术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将带来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潮。

三、疫情后两大风险预测

疫情过后,个人猜测,世界经济格局也许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隐含的风险值得每个企业、每个人关注。

第一个风险是疫情过后逆全球化的政策找到新动力。

比如,疫情冲击将过去供应链存在的风险一下子暴露出来,一些政府和企业家觉得把口罩供应链放在本国内才更加放心。我并不认为由此我们就走上逆全球化的道路,在这次公共卫生冲击之前,我们就一直谈论中美经济会出现所谓的局部脱钩。我现在仍然认为是局部脱钩,但会不会比疫情冲击以前脱钩程度更高?尽管这并不属于经济问题,更多是出于风险管理甚至政治需要,但是对于这类风险要足够重视。

第二个风险是如今很多国家都在采取所谓不惜一切代价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

美国、日本、欧洲都采取了几乎是无限度的量化宽松政策,财政政策也在加大力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预测,疫情过后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很可能从105%上升到122%。

个人认为,大危机来临时,采取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无可厚非,因为要防范系统性崩盘,但我同时也比较担心,危机过后退出这些政策很难。2007-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很多非常宽松的货币政策至今没有退出,经济也没有明显复苏。

太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推出时容易得人心,但退出就会在政治上遭遇比较大阻力,因为紧缩一般不太受欢迎。所以,如果未来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退出时步履维艰,甚至永远不退出,意味着全世界流动性持续泛滥,要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场的压力,总归是有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我们需要对此类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做充分估计,预先准备应对举措。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9047.html 发表时间:2020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