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月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扩散，根据疫情传播特征，全国从市区到乡镇开始“封路”“封城”，管制出行，避免人群聚集，减少病毒感染，降低疫情传播。各级政府借助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体平台对实时监控的疫情状况实行定期及时公开。
而在广大农村，村民卫生防范意识普遍不强，对疫情防控认知不足，加之春节期间返乡人数激增，依据年俗村民聚集性机会增多，疫情风险防控任务艰巨。村干部最为普遍的选择是通过广播大喇叭，使用当地方言传播防控知识，顺口溜、快板、唠家常、戏剧等各种“土味又硬核”的形式齐上阵，其中包括“有理有据”宣传型、“再三强调”唠嗑型、“温柔鼓励”提醒型、“家长训话”暴燥型等几种类型。传统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在特殊的疫情期间蕴含了丰富的意义。
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政治传播符号
（一）特殊情境传播下广播优势凸显
广播是依靠无线电波所传送的声音为媒介的大众传播工具，具有伴随性、广泛性、及时性和亲和力的特性。声音具有强穿透力，使广播不受空间限制即时向用户传播信息；以声音作为表达手段，受众门槛低，任何年龄层、文化水平的人都可成为接收广播信息的受众；相比电视的录制剪辑和报纸的采写编辑更能及时处理、发布信息；声音本身表现力强、感染力强、更逼真、更可信、更贴近群众，可通过直接、通俗易懂和充满感情的语言传达信息，激起听众的情感共鸣。同时，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媒介传播手段，与报纸、电视一样拥有相当的公信力，是国家机器发声的具象化形式。
近两年新媒体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的迅速崛起，在日常信息传播过程中吸引了大量用户，但在特殊情境下依托封闭性区域内的公信力，广播重新获得生命力，价值得以凸显，甚至其传播范围有限的劣势，也在疫情期间管制出行的情境下使传播呈现出地域接近性及文化接近性下的精准化特点。疫情期间，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潜伏期较长，人传人扩散，因此减少人员聚集、限制出行、居家隔离是主要的行动策列。广播大喇叭渗透性好，不受空间及交通条件，成为居家隔离受众的重要信息源；广播大喇叭传播迅速，时效性强，传播门槛较低，普及率高，可在第一时间覆盖区域受众；且内容消费门槛低，对受众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水平要求不高，群众性强，感染力强，可强化传播效果。
广播的发声满足小范围内精准受众对疫情的知情需求，真实、及时、透明的政治信息公开可消除恐惧心理、避免谣言滋生。近两年，互联网发展迅猛，双微平台虚拟社群众多，网络的匿名性、集群化容易导致情绪极化、谣言传播，广播大喇叭作为特殊情境下公信力较强的政治符号能够实现农村广泛的熟人社交中信息有效传播，可以及时辟谣，避免网络言论与行为的极化。
（二）村头大喇叭激活政治传播功能
1.政治宣传
广播大喇叭运用有意义的符号传播预警信息和国家政策，对同一信息以不同形式向人们重复传播，影响人们的思想，引导人们的行动。这一方式契合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意见领袖说服群体所使用的“重复法”。本质是在传播观念，这种观念可以具象为理论、方针、政策、伦理道德及立场态度，此时的广播大喇叭具有政治政策宣传功能。此外，庞勒在《乌合之众》中，从心理学的独特视角，研究了说服群体的原则和方法，原则为尽可能简单化，说服的手段包括断言法、重复法和感染法。而在突发疫情感染性较强的情况下，农村广播大喇叭，将专业化的疫情预警信息与国家政策通过简单易懂的符号传播给村民，通过不断的重复，使观念进入人的“无意识自我”的深层区域，进而影响村民的行动。
2.规范性权力的基层治理
广播大喇叭是规范性权力掌握发布权的象征，是基层政治权力的隐喻和表征，是基层政治治理的一种有效的信息传播手段，发挥着预警、规范、宣传等功能。如果一定范围的人们普遍地以某种价值标准或行为规范来规制权力的行使，所形成的权力可以将“强制性”与“合法性”结合起来，以使人们服从，这种特定的权力即规范性权力。村干部作为行政体制内部规范性权力的最小个体单元，是基层政治权力的关键要素。疫情期间的广播大喇叭作为传播渠道，由村干部作为传播者发起，规范性权力掌握信息发布权，向所辖行政区域内的村民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等信息，以改变村民观念、规范其行为，且可凸显村干部在疫情防控体系中的角色、激发基层政治的生命力。广播大喇叭不仅成为基层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有效工具，还具有传播政治信息的功能，是基层政治治理的手段。政治传播是实现政府和民众沟通的重要手段，借助各种传播媒介提供或增加民众政治意愿的表达渠道，可提高村民对政治参与的广泛程度和深入程度，对村民政治观念起到引导和支持作用，及时缓和社会政治矛盾，通过有序的基层治理秩序以稳定政治局面。
预警传播和及时的政策回应是社会治理能力的体现，广播大喇叭是预警信息和政策实现精准传播并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有助于预警信息及时准确地触达受众，满足受众知情权，防止社会舆情失范，及时防范社会意识形态风险及其他联动风险，因此疫情期间基层社会治理的实现依靠广播大喇叭对预警信息和政策进行及时传播和解读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虚拟聚合满足疫情时期的政治传播要求
广播作为人类听觉能力的延伸，具有传播范围广、传播迅速、渗透性强的优点，且只需占用单一听力器官即可。农村广播大喇叭实现的虚拟聚合，满足了非常时期身体不在场的要求，即减少实体聚合接触的机会，但信息在场的虚拟会议形式。虚拟包括会议形式上的虚拟性，以及传统会议传播主体的虚拟化。虚拟形式下所形成的聚合，包括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和统一的行为框架。
所谓虚拟，既包括传统的聚合形式会议转化为使用大喇叭传达会议政策的虚拟性，又包括信息传播主体的虚拟化。一方面，村民因为疫情只能足不出户，使用农村大喇叭广播如同村里开会，家家户户打开窗户就可收听，实现了具有仪式感的虚拟聚合，成为特殊时期下传统会议有形聚合的新形式。另一方面，由村干部和大喇叭共同组成新型传播主体，大喇叭可将某一信息记录并重复，当大喇叭重复村干部第一条录制的信息时，承担了传播主体的角色，具有虚拟性。这也区别于传统网络社群所形成的虚拟聚合，不仅持有规范性权力的约束性和强制性，还具有沉浸式的现场感，可实现政治传播的深度场景化。
所谓聚合，一是实现了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传统行政划分下的乡村开始发挥作用。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而现代的乡镇划分与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广播大喇叭成为传达政策的重要手段，成为特殊时期基层会议的特殊仪式，更是政治仪式化的重要形式。广播大喇叭以乡村为单位传播信息，建立了基于已有现实社会关系的新型虚拟社群，通过传达国家政策的解读符号，强化用户的政治参与意识，形成群体身份认同，影响村民观念，实现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而村民观念聚合最终统一于国家的政策信息，统一于国家意志。二是构建受众疫情防范的统一行为框架。预警信息传播的效果和目的在于改变行为。村落基础上的观念聚合表现在影响受众行为，使形成统一的行为框架。媒介的可信度和受众对媒介的认同度直接影响媒介对公众的影响力。受众行为的改变往往依赖情绪驱动，而情绪波动依靠传播者拥有强公信力、受众对信息的有效理解及其与疫情的相关性感知。
农村广播大喇叭本身既包括传播者作为村干部所蕴含的公信力，代表着规范性权力；又作为传统的主流媒体的传播工具，增强了传播者所传内容的公信力，还带来新媒体不可替代的现场感和沉浸感，增加群众对疫情和国家政策的相关性感知，促使群众树立集体目标，高尚的集体目标有助于增强个体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利用方言、顺口溜等对信息进行精准解码有助于受众理解信息内容，保证了信息被有效理解。这些要素可直接增强受众对规范性权力的认同感、政治参与感和使命感，从而提高自身疫情防范意识，改变自身行为，进行居家隔离、戴口罩出门等行为，最终实现控制人流、防控疫情的治理目标。
精准解码推动政治传播垂直化与精准化
精准解码既包括针对各区域内传播形式的精准化，精准到语言和表达方式，又包括对信息解码、编码，使信息实现精准抵达，垂直传播。
由于结构性差异，编码与解码往往是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根源于信息发送者和接收者的文化关系、社会背景和地位利益等结构性差异。编码与解码的不对称会使信息传播阻塞，增加信息折扣和误读。而且符号所载之意义并不是发送者“传递”的，二是接收者“生产”的。意义和信息并非简单被“传递”,而是被生产出来的：首先产生于编码者对日常生活原材料的编码,其次产生于观众与其他话语的关系之中。每一阶段都举足轻重，运行于自身的生产条件之中。始源域编码主体的专业化，与目标域编码主体的生活化和参差性，使意义的生产条件存在差距，后者难以理解前者的信息意义，会产生传播隔断。此时村干部成为国家机器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桥梁，对信息意义加以解码，通过结合生活材料以及对群众的了解，重新编码，构建跨越不同年龄和文化程度的群众可理解的意义符号，进而实现信息内容的精准抵达。
村干部通过地方方言这种特殊符号对官方信息解码重构，编成顺口溜、快板、戏剧等形式，可缩小专业鸿沟，便于乡村地区群众理解信息、增强认同感。各村方言不同，政策传达方式因村制宜，可实现精准传播，高效地将预警信息和政策解读及时抵达目标用户，消解政治传播中因为层级传播所带来的核心思想的传播折扣，实现垂直化传播，精准到人。（如图1略、表1略）
精准解码有助于强化规范性权力。规范性权力作为一种特定权力类型，它不仅是一种具有正当性的引导性力量，它还具有不可削弱的强制性。乡村范围内的人们在以往的行政机制和人民民主下，形成了特定的规范权力主体，即村干部，这种权力不仅因合法性拥有了正当的引导性力量，还拥有了人民民主所赋予的强制性。农村广播大喇叭是村干部规范性权力的具象化意符，其强制性一方面体现在广播大喇叭本身具有高度渗透性，覆盖整个乡村范围，区域内村民必然会接收到广播信息；另一方面表现在信息由村干部通知，出行管制、居家隔离、佩戴口罩是一种政策性行为，虽居家隔离和佩戴口罩是建议式的，但存在一定的强制性和严肃性，能够影响和约束村民行为。通过广播大喇叭发布信息，规范性权力掌握了发布权，便于实现信息的层级传递，在确保信源真实可信的基础上，完善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沟通，提高民众政治参与感，维持政治传播秩序，缓释社会民众政治焦虑，减弱社会政治风险。
精准解码有助于引导社会舆情，保障社会安全。社会舆情是一种非传统安全。网络舆情是人们受到疫情刺激后产生的对疫情本身及其关联领域和影响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信息集合，能够直接反映公众对社会现象和社会热点问题的观点和看法，是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表现形式。2020年初的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背后承载了大量非传统安全因素。非传统安全是指非军事因素导致的国家安全问题，其价值目标指向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国家政治安全。此次疫情的舆情发展与社会医疗、卫生健康、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政治社会治理、国际交流等现实要素息息相关，需要全国上下齐心，共同阻击。及时、权威、有效的疫情预警信息，通过精准解码抵达用户边缘，缩小专业知识鸿沟，满足用户对疫情信息的知情需求，实现信息对等，增强作为网络边缘受众的基层群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的理解和信任，影响用户线上传播行为，形成理性的民意反馈环境。
二次传播增强政治传播效果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及微信、微博等平台对五花八门的农村广播大喇叭内容的录制剪辑，引发了二次传播高峰，与线下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联动引发了二次传播，增强了预警功能，成为政治传播的创新传播手段。（如图2略）现实空间中的广播大喇叭与网络新媒体在讨论疫情议题中实现联动。广播大喇叭作为传统媒体与网络新媒体主要通过“溢散”和“共鸣”两种方式实现联动。“溢散”指媒体评论的议程从新媒体流向主流媒体，以溢散方式对一些敏感议题不断扩音，这些议题由网民爆料扩散而来，引起主流媒体大量报道；“共鸣”指主流媒体对一些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话题设置议程，即主流媒体作为传播源头引发话题，随之自媒体平台利用自身特性围绕话题背后的道义、情感发布相关文章及观点，引爆舆论场。传统媒体与新兴的自媒体通过溢散与共鸣方式使热点事件达到扩音的效果，即通过联动扩大影响范围，增强传播效果。
（一）传播优势互补形成联动
从媒介的发展史角度来看，人类历史上的传播媒介每次都是迭代式发展，并非取代式更新。广播大喇叭是对电视报纸这两种传播媒介的补充。在精准解码下，尤其是将预警知识、科普知识、政策等专业性知识蕴含在接地气的方言传播语态中，补充了电视报纸等不具备的与受众之间的接近性和趣味性。新媒体又在媒介特征上补充了广播大喇叭劣势，完善反馈，实现录制传播。广播大喇叭因其独有的强渗透性凸显传播价值，成为疫情期间的重要传播媒介。但广播大喇叭的劣势为单向传播，难以收到反馈信息，广播信息一瞬即过，且只能被动适应广播者语速。而在新媒体参与下，传播者可在新媒体平台及时收到反馈，完成整个传播闭环。例如微信上线的监控疫情，正是线上新媒体作为联动的一种开放性反馈渠道。同时，新媒体平台加入了花样剪辑功能、各地受众录制广播内容后，经过拼接、倍速、放大、重复等手法，既克服了广播信息一瞬即过的缺点，又增强了吸引力，刺激私域流量传播，与现实广播大喇叭形成联动。
（二）二次传播强化联动效果
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与线上抖音、微信、微博平台中的短视频传播，通过“溢散”和“共鸣”相互联动，通过对疫情这一统一议题的报道和算法推荐，互相论证信息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增强受众对疫情信息的理解深度，提高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感知和参与度，激发相关主题的二次传播。
新媒体平台中私域流量对大喇叭内容录制剪辑后的音视频加以传播，是对信息的二次传播，与广播大喇叭直接的一次传播有所差别。广播大喇叭更注重的是传播事实真相、传播预警信息和政策的本地化解读，注重真实性、垂直性和准确性。而新媒体平台的二次传播是通过私域流量中的超级节点，通过微信、微博、抖音等平台传播录制、剪辑好的广播内容视频或语音，面向个人的私域流量池形成新的圈层式传播，在此基础上实现“去中心化”，拓宽了受众传播面；丰富了播放和传播的形式，通过蒙太奇手法为其赋予情绪，更注重调度公众态度。作为个体的传播者所影响的私域流量具有高信任的特征，保证了二次传播的传播效果。
私域流量各节点的信息传播圈层环绕在传统主流媒体的预警信息传播链条周边，与广播大喇叭的预警工作形成联动，直至抵达政府预警信息传播的受众边缘，扩大了传播范围。两者联动形成预警整体，线下线上对疫情议程的共同讨论及一致态度，会影响受众对预警信息的感知、理解及相关性，进一步改变受众作为传播者的行为，包括受众的线上传播行为和线下疫情防范行为。当其线上行为发生变化时，承担了KOL、意见领袖的角色和作用，实现二次传播。同时，谣言经常产生于线上虚拟社群内，社群内身份和信息的隐蔽性和圈层性，会限制公众接触其他意见的广度，产生信息茧房的效果、导致意见极化，而线下通过广播大喇叭对网络社会民意即社会舆情的及时回复，增加了意见传播渠道，突破茧房，及时辟谣。
（三）效果凸显联动价值
一是疫情预警效果凸显联动价值。预警作为对灾害及各种危险状况的提前预知和防范，健全的预警机制将会成为政府与公众妥善处理突发事件、有效预防危机的前提，有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满足公众随时代变化所产生的新需求。预警反应行为过程包括“感知——态度——行动”三个阶段，即预警信息接收、认知和行动达成的过程，预警效果的检验在于是否改变态度、产生行为改变。社交媒体催生新的传播格局，新旧媒体对同一议题产生信息联动，尤其是信息方向一致时，有助于增强受众的感知能力，刺激受众快速做出态度决策和行为改变，加深预警传播的效果。广播大喇叭是疫情传染肆虐这一特殊时期不可或缺的传统媒体之一，也是完成预警工作的工具之一。
二是政治传播效果凸显联动价值。塑造基层政府形象，扩大基层治理模式的传播范围，积淀良好的政府公信力。村干部使政治规范性权力的代言人，其言行使政府形象的外化，广播大喇叭式的传播方式会增强亲民、负责、有利的基层政府形象。而单一线下的广播大喇叭传播范围有限，若不借助新媒体平台对这一事实进行传播，我国的整体基层治理模式影响覆盖面有限。互联网是聚光灯也是放大镜，政府行为通过网络传播得到了更多展现、传播的机会，会产生跨地域的实际影响，不仅改变其他地域受众的行为，还会增强受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同一时期相同处境下的人们会产生心理相关性，进而互相借鉴。例如疫情爆发初期，除湖北外，其他省市纷纷出现疫情感染者，处境相似。将河南的大喇叭广播内容剪辑录制后，传播到网络空间中，会切实影响其他省市网民对各地政府和中央的态度；同时，由于各地区疫情发展状况类似，确诊人数相当，其他区域的人们会主动将河南的受众行为作为一种参考，改变自身行为，也开始居家隔离。而对各地大喇叭内容的合成剪辑也是中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呈现，有助于群众增强对国家基层治理的信任度和认同度。
结语
信息不对称将会导致流言肆虐，社会恐慌情绪泛滥，妨碍社会正常秩序，激化社会矛盾，增强社会风险挑战。因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爆发这一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期间，保持信息对等、信息公开透明极为重要，基层政府运用广播大喇叭可有效应对潜在的社会风险。农村广播大喇叭因其及时性、强渗透性和受众广泛性的优势，实现了虚拟聚合和精准解码，为受众带来现场感和参与感，增强其对信息的理解和感知，影响村民的个人观念及行为，实现了观念聚合和行为框架统一，强化了基层政治权力的规范性和强制性，保证信息精准传播和垂直传播，保障基层治理工作顺利进行。同时，由于新媒体对现实生活渗透广泛，通过与新媒体联动，可补充传统媒体劣势，完成二级传播，实现预警传播和政治传播手段的创新联动，充分满足群众对信息的知情需求，避免谣言大肆传播，可有效引导社会舆情，及时防范各种社会风险，激发基层治理活力，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及世界形势日趋复杂化，我国公民的风险意识和知情意识不断觉醒，社会意识形态日趋多样，其与社会现实联系密切，衍生各类风险，使得社会风险日益加剧，提升了风险治理难度。高风险社会下，中央和基层政府必须及时行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采取一切有效手段防范化解社会各项风险。矛盾具有特殊性，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此，关于化解风险更需要考虑情境，依据情境精准施策，积极探索传统媒体价值，创新各种传播和治理手段，充分发挥各手段的叠加作用。
来源：微信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https://mp.weixin.qq.com/s/Ka0II-nxY2DLlvPjOnU5ng 发表时间：2020年3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