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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杰长:迈向“十四五”的中国服务业发展趋势预测

作者: 夏杰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发布日期:202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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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外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经济服务化是经济结构变迁和产业演变的基本趋势与客观规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之后,在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驱动下,中国服务业发展空间和潜力不断被释放出来,服务业发展十分亮眼,经济服务化特征愈发显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夏杰长教授在分析“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发展特征的基础上,测算“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主要指标,对“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发展格局做出了基本判断,指出了中国服务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突破口,对推动中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提供了政策思路。 

“十三五”时期的中国服务业:全面跃升的新阶段

2020年是我国“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指标备受关注。已占据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服务业发展情况,更是引人瞩目。令人欣喜的是,在过去的四年中,中国服务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服务创新层出不穷,服务业质量明显提升,服务业发展进入了全面跃升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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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提高,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数据统计

根据国家统计局2020年1月发布的2019年度国民经济初步核算数据,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990865亿元,当年的增长速度为6.1%,人均GDP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其中:第一产业(一产)增加值为70467亿元,增长了3.1%;第二产业(二产)增加值为386165亿元,增长了5.7%;第三产业(三产)增加值为534233亿元,增长了6.9%。

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增速仍然是最快的,既快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增速,也快于GDP的增速。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3.9%,与“十三五”时期的起始年即2016年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比如三次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的比例,2016年是8.6:39.8:51.6;2019年则变为7.1:39.0:53.9,其中第一产业下降了1.5个百分点,第二产业下降了0.8个百分点,第三产业上升了2.3个百分点(见表1)。201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0.5%,首次超过1/2,服务业名副其实地成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之后该比重逐年提升,2019年接近54%,服务业的主导地位日趋巩固。

表1 三次产业增加值规模及占GDP的比重(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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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比重快速提升,服务业正在成为劳动就业的主渠道

2018年,我国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46.3%,比2016年的43.5%提高了2.8个百分点(见表2),年均提升幅度大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提升幅度。2020年,在经济下行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双重冲击下,我国的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劳动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因此“六稳”首先就是要“稳就业”。从各国劳动就业的发展经验来看,服务业是最有潜力的领域,欧美发达国家服务业的就业占比高达75%左右。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变化,可以预计,我国服务业的就业贡献将进一步提升,其劳动就业主渠道的地位将更加巩固。

表2 三次产业就业人数及占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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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服务业已成为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

“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业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远高于一产和二产的投资占比,大多数年份在58%以上(见表3)。相对消费而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并不高,但服务业投资却备受追捧,而且投资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比如2019年,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景气的情况下,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了16.5%,教育以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投资增长也均在13.9%以上。

表3 三次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规模及占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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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城乡居民消费最活跃的领域

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从“十三五”时期的发展情况看,由于投资相对疲软,出口深受逆全球化的影响,中国经济增长更多地依赖消费支出发挥作用。“十三五”时期,消费增长速度始终高于GDP增长速度,消费始终是拉动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2016-2019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64.6%、58.8%、76.2%和57.8%,尽管有所波动,但一直远高于投资和净出口对GDP的贡献率。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提升,固然有投资和国际贸易市场波动、全球贸易摩擦加剧等方面的原因,但更主要的还是源于“十三五”时期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快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和消费支出增速都快于同期GDP增速(见表4)。

表4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服务消费占比(略)

消费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中国城乡居民消费升级正式驶入快车道,这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居民收入提高和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消费升级有许多表现,服务消费比重不断提升则是其最主要的趋势之一。2016-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分为41.0%、41.4%、44.0%和45.9%,4年时间提高了4.9个百分点。目前,以文化娱乐、休闲旅游、健康卫生、养老照料、体育健身和亲子教育为代表的服务消费正在成为城乡居民最青睐、最活跃的消费领域,居民消费升级态势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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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新领域、新业态层出不穷,服务创新有了新突破

服务创新是服务业发展的新动能,带动了服务业新领域和新业态的不断涌现,增加了服务新供给,刺激了服务新需求,是服务业不断成长的重要动因。技术进步是服务创新不断突破的根本原因。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都在不断攀升。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全面嵌入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打破了传统封闭式的制造流程和服务业业态,促进了制造业和服务业在产业链上的融合,产业边界逐渐模糊。“服务工业化”和“工业服务化”两种趋势同时存在,推动了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互相渗透,推动了生产方式、服务方式、生活方式的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提升了服务业的生产率和竞争力。

比如,电子商务平台就是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产物,正是借助电子商务平台,很多企业形成了C2B(消费者到企业)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改变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以产定销的做法,而开始吸收消费者参与产品的研发、设计和生产过程,是典型的企业定制化生产。 

“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趋势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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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发展主要指标预测

服务业发展预测有多种方法,主要有生产函数预测法、投入产出法和趋势外推法。本文拟采用趋势外推法,基于不变价格预测中国“十四五”时期服务业规模及占比、服务业就业人数及占比、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占比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并据此对2025年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情况进行预判。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遇到了严峻挑战,内需和外部环境都受到很大影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隔离”,而“隔离”对于需要特定物理场所和人员接触的服务业而言,是致命的冲击。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是全球产业链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原材料进口和制成品出口,是我国制造业企业的主要生存方式。境外疫情的迅猛蔓延,对我国的产业链冲击很大,我国制造业企业受到的冲击十分严峻且持续时间较服务业更长。因此,在预测产业发展特别是预测2020年的GDP增长、服务业增长和三次产业就业等指标时,必须考虑到疫情冲击这个因素的影响。

根据“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运行情况来看,服务业增长速度一般比GDP增速高0.8个百分点,比二产增速高1.5个百分点。从目前来看,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制造业的冲击更甚于服务业,第二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因此将进一步下滑,服务业增速虽然也不乐观,但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可能更加凸显。当然,新冠肺炎疫情只是暂时的外生冲击,不会改变对“十四五”时期各产业发展的趋势预判,更改变不了中国经济发展长期稳中向上的大格局。

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及占比预测

从表5可以看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变化趋势将延续“十三五”时期的特点,即一产和二产比重不断下降,三产比重不断提升。根据预测,202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比为59.05%,比2020年的55.28%提高了3.77个百分点,平均每年提高近0.8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服务业仍将是我国第一大产业,其主导地位更加巩固,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会越来越重要。“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GDP增长率很可能继续下降,经济增速很可能为4.5%-5%,服务业仍将稍快于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特别是以“数字+”为代表的新服务,很可能是中国下一轮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2020年各项指标的预测,本文都考虑了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冲击因素,预测数据都做了适度下调。

表5 三次产业增加值规模及占GDP比重的预测(略)

服务业就业规模及占比预测

服务业增加值规模及其占GDP的比重,由于可能受价格核算的影响,其可比性有时会被质疑。因而,本文也遵循学术界的惯例,以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服务经济地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0年的就业结构中,服务业和农业从业人数基本相同,但自2011年以后,服务业从业人数就超过了农业从业人数,差距也越来越大。“十三五”时期,服务业就业贡献显著提升。

根据表6的预测,2019-2025年,服务业劳动就业的比重将逐年提高,2025年可望达到54.98%,比2019年要增加7.83个百分点。直观来看,这个数字被低估了。从农村经济来看,现代农业是农业与工业、服务业越来越紧密融合的多功能农业,有些本属于第一产业的农民,实际从事的却是第三产业的工作。例如,现在部分农民从事农村电商或民俗旅游、农家乐等工作,但统计部门还是把这些劳动者计算为农业就业人口。显然,这里的服务业就业就被低估了。

表6 三次产业就业规模及占比预测(略)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预测

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是衡量服务业发展质量和效能最重要的指标之一。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各子行业差异较大,且部分服务业行业垄断严重,市场竞争不充分,测算其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很多问题和难点,故本文以劳动生产率代替全要素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单位就业人员创造的增加值。在服务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就业预测的数据基础上,本文估算了2019-2025年我国的全社会就业劳动生产率(全员劳动生产率)以及二产和服务业劳动生产率(见表7)。

从表7可以看出,2019年,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预计为12.79万元/人,到2025年将提升到16.67万元/人。2019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预计为14.62万元/人,到2025年将提高到17.90万元/人。综合来看,服务业生产率将高于全员劳动生产率,但依然低于二产的劳动生产率,而且二产、三产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收敛,反而有所扩大,即“鲍莫尔成本病”依旧存在,之前被寄予希望的通过信息技术的运用和商业模式的创新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做法,实际上在短期内很难解决服务业生产率相对较低的问题,但从趋势上讲,服务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必然的,而且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影响和对制造业的影响将变得同样重要。

表7 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预测(略)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预测

按照一般的理解,服务业是典型的轻资产行业,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比二产的小很多。但现代服务业发展也越来越高度依赖各类基础设施的支撑,需要各类固定资产投资才能有效运转。更何况从统计口径来看,交通运输业被统计为三产,而且在大多数年份交通运输业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重点投资领域,民间资本也越来越多地介入这个领域。

随着国家产业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倾斜和城乡居民服务消费潜力的释放,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将会越来越“青睐”,服务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明显快于一产和二产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增速,将是大概率事件。预计到2025年,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规模占比的比例很可能是3.34:36.14:60.52(见表8),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比2020年提高1.67个百分点,服务业作为固定资产投资“主战场”的地位将更加凸显。

表8 三次产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及占比预测(略)

服务消费占比预测

居民服务消费的增长及变化受到多方面的影响,比如收入水平、年龄结构、发达国家的消费示范作用、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等,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情况。“十四五”时期,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呈下行趋势,国际环境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公共卫生突发事件的影响短期内很难消除。2020年的经济增长、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劳动就业都面临着严峻挑战,2021年预计会出现恢复性增长和反弹。

但总体来看,“十四五”时期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很可能低于“十三五”时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对家庭的心理冲击也比较明显,预防性储蓄倾向会有所强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居民消费支出。服务消费,包括线上服务消费和线下服务消费,其中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对线上服务消费的影响不大,甚至还促进了线上服务消费,但对线下服务消费的冲击估计会持续一段时间。这意味着,“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消费总体向上向好,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比例提高的趋势不会改变,但提升速度将有所放缓。预计到2025年,服务消费占比为50.40%(见表9),比2019年将提高4.5个百分点。总体来看,服务消费占比上升速度要慢于“十三五”时期,但“十四五”期末有望迎来服务消费占据城乡居民消费“半壁江山”的格局。

表9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消费支出及服务消费占比预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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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判断:中国正快速迈向服务经济时代

对于“服务经济时代”的判断,也是很有争议的一个议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富克斯(Fuchs)用服务业就业人数占全部从业人数的比重来判断是否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的确,这是最重要也是最准确的一个判断指标。但是,对于我国这样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而言,只使用这一个指标是不够的,应该还要考虑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服务消费占比、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等指标,来综合分析经济服务化程度和是否处于服务经济时代。2018年,我国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为46.3%,与富克斯提出的“服务经济时代”衡量标准还有一些差距,但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高于52%,服务业利用外资占比高达68%,居民消费方式服务化越来越明显,服务消费占比超过了44%。

所以,综合起来判断,“十三五”时期中国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的结论是成立的。按照前文的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服务业潜力巨大,前景广阔,将延续稳中向上的发展态势。到2025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服务业从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服务消费占居民消费支出的比重将分别达到59.05%、54.98%、60.52%、50.40%。

值得注意的是,到2025年,除了服务业劳动就业占比、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将远超50%的比例,服务消费占比也将首次超过50%,服务消费的主体地位也将基本确定。据此判断,“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的服务化特征将更加明显,服务业的主导地位将进一步巩固,服务经济时代的大格局将更加稳固。 

“十四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关键突破点

按照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规律,考虑到中国的巨大市场、城乡居民收入增长、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可以预计,“十四五”时期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和占比、服务业就业的规模和占比等总量指标再上一个新台阶,不难实现。真正的难点是,如何切实转换发展方式,推进服务业转型升级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服务业竞争力,以更加积极有效地发挥服务业的各种功能。要实现这一艰巨任务,需要综合施策,系统推进,并在服务业重要领域和新兴业态等方面取得关键突破和实质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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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

服务产业数字化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引人瞩目。业界普遍认为数字经济是最具代表性的新经济、新业态、新动能和新引擎。数字技术的应用与发展正在开启数字服务产业发展新时代,数字经济的发展已越来越普遍,“数字+”“互联网+”不断大量涌现。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如何拥抱数字化发展的时代机遇,借助大数据、云计算、AI等技术创新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模式,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能耗,可能正在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事关企业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变革的重要影响因素。服务产业数字化,核心要义就在于依托日益成熟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与重要服务业进行融合渗透。这样做,既加快了服务业的快速成长和效能提升,也推动了数字产业自身的壮大和蓬勃发展。

服务贸易数字化

世界经济格局和贸易方式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世界经济驶入了数字化转型的快车道,各主要经济体都高度重视数字贸易的极端重要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提供,意味着企业或居民可以将原本不可贸易或不宜贸易的服务产品变为可贸易和可交换的产品,从而轻松地进行跨境服务与数据的购买、消费和支付。在数字经济时代,依托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正在成为主要经济体争夺控制权或制高点的关键所在。中国是贸易大国,也是数字经济大国,具备大力发展数字贸易的基础条件。作为贸易大国和数字经济大国,中国理应奋起直追,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实施数字贸易优先发展战略,力争在“十四五”期末初步建成数字贸易强国。

传统服务业数字化改造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现代产业是其最重要的支撑。现代产业不是各类产业的简单加总,其核心是产业链的耦合和协整以及构建产业生态圈。而大力推动基于数字化的服务业跨产业融合和垂直化的数字化产业链整合是其重要实现路径,也是打造良好产业生态圈不可缺失的基础环节。

“十四五”时期,要善于利用数字技术对传统服务业进行全链条、全方位的塑造与重构,全力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和倍增效应。只有构建起立体式的数字化产业链,并以数字化改造传统服务业,才能更好地满足产业转型升级的需求,增进居民消费的便利度和普惠性,不断降低服务交易成本和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彻底解决长期困扰我国的服务业生产率偏低的难题。

公共服务业数字化

与其他服务领域相比,公共服务领域的技术进步相对滞后。“十四五”时期,要加快数字中国、智慧城市、智慧社会的建设步伐,加大建设力度,强化基本公共服务业领域的数字化改造。尤其要重视数字技术在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方面的积极作用,逐渐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力争实现城乡数字公共服务全覆盖,使服务业数字化全方位服务于基本民生需求,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增进人民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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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化

提高对服务业智能化的基本认知

随着计算机、机器人和传感器等信息技术在各服务行业的大量应用,智能化已成为服务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人工智能技术在服务业的渗透已将服务业智能化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无论是在金融、零售、医疗、教育等数据密集型行业,还是在法律服务、人力资源管理、翻译等劳动密集型领域,人工智能的替代服务都已经悄然崛起。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知,客观分析智能服务可能带来的积极效应和不利冲击。

更加主动地融入人工智能大潮

“十四五”时期,要更加主动、更加积极地推动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人工智能技术与服务业的全方位渗透和融合。人工智能技术在服务产业的运用,应主要选择知识和数据密集型服务业,比如新零售、金融、医疗卫生、传媒与教育、竞技体育和汽车驾驶等领域,以服务业的智能化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和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当然,在服务业领域推广人工智能,必须有逆向思维,要充分考虑到服务业智能化对劳动就业的替代以及对伦理和隐私等方面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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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化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平台化

生产性服务业具有专业性强、创新活跃、产业融合度高等特点,是实现全球价值链竞争优势的关键所在。走平台化发展道路,是提升生产性服务业控制力的重要方式。“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依托行业龙头企业,打造基于“互联网+”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平台,即上下游企业和相关供应商和采购商多方参与,一起构建集信息、采购、物流、金融、电商等为一体的网上服务平台,实现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工作流集成,从而提高研发、制造、服务等环节的协同及集成发展能力。

生活性服务业发展的平台化

随着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现象越来越凸显。正是生活性服务平台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服务方式和消费方式,实现了服务消费的时空分离,此前许多必须在特定时间到特定物理场所才能实现的服务需求,比如就餐、征信和社保查询、缴纳各种生活服务费用、办理各类证件等,才能够在云服务平台和手机银行等各类APP上随时随地得到满足。借助于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功能,生活性服务业平台化将分散的海量供给和需求通过自身的平台进行撮合成交,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打破了服务和交易的边界,降低了服务交易成本,增进了消费的体验感和多样性选择,是生活性服务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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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化

融合发展是现代产业的重要特征

随着新一轮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广泛应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特征都发生了不少变化。制造业和服务业,都在突破传统的单一产业特征,正在越来越多地互动与融合,彼此影响,互为支撑。这种融合互促主要表现为服务型制造和制造服务化。众多案例表明,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显著提高了企业绩效。IBM和苹果公司都是这样成功的典型例子。我国已经明确要建设制造业强国和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两个目标不是简单的并列,而是要借力“两业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实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双赢发展。

积极推进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

“十三五”时期,我国出台了许多文件以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两业融合”,地方政府和产业园区也在积极推进这项工作,并在制造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方面取得了初步的突破。但是,之前的政策主要是单独针对制造业或单独针对服务业的,对“两业融合”的统计范围和政策实施缺乏明确指向,政策边界模糊不清,因而在“两业融合”上很难迈出实质性步伐。“十四五”时期,我国要顺应产业融合的趋势和规律,适时调整统计规则和政策指向,积极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提高制造的智能化和数字化水平,实现高起点和高质量的“两业融合”,推动网络化协同制造、柔性制造,推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以及培育服务业的“智造”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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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

服务标准化是提高服务业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服务业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很难提供标准化和规模化服务,劳动成本投入和交易成本都比较高,因而其生产率一般要低于制造业。由于服务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和个性化,要为服务供给制定一套标准,有较大难度。但是,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在改变这些认知,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为可以制定所有供应者和消费者皆要遵循的标准或准则。金融、物流、零售、酒店住宿、家政、养老公寓等服务领域都在开发行业服务标准。服务标准化,是解决服务业低生产率的重要手段。有了公认的服务标准,才能有低成本的大规模服务交易,才能有统一的监管和解决服务纠纷的依据。所以,制定服务业行业相关的服务标准,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作。

推进服务业标准的国际化接轨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受限较多,对服务标准化认知较浅,也很少在国际舞台参与服务业标准的制定,缺乏话语权。“十四五”时期,既要充分抓住服务业对外开放的机遇,将中国服务标准推向世界,以提升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和影响力;又要重视服务供应和服务消费行为的国际接轨,适应服务业的国际标准和行为规则,从而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助力中国服务业走出去。 

“十四五”时期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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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产权意识,保护投资者权益,稳定服务业企业的投资预期

产权是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保障,是市场供求双方信任的基石,是微观主体创新发展的前提,是理解工业革命以来经济增长所有秘密的关键和前提。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家是创新发展的动力源。只有调动企业家和企业的积极性,才会有活跃的投资和交易。服务业的情况更加特殊,大多数服务业是轻资产行业,转移投资和替换消费场景都比较容易。要稳定企业家的投资和交易信念,首要的职责就是要严格保护投资者权益,稳定服务企业投资预期。近几年,我国的营商环境在不断改善,但企业家的各种担忧并没有完全消除,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权保护不到位。为此,要重点规范产权保护制度,竭力完善和优化营商环境,并以此稳定服务业企业的投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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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负面清单”改革,放宽市场准入

长期以来,我国服务业许多领域竞争不够充分,存在着严重的行政垄断和市场管制,在金融、电信、教育、文化传媒和出版、医疗卫生、交通运输和市政公用事业等领域尤为突出。要改变这些状况,就必须触及改革的“深水区”和改革的痛点、难点,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逐步减少市场准入制度中不合理的规制,继续扩大服务业领域的市场准入。要解决这个长期困扰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除了极少数垄断行业及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点服务业之外,对其他服务业应一概实施“非禁即入”的准入制度,把“竞争中性”原则落到实处,鼓励平等竞争,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在开放竞争中提高服务业发展质量,推动服务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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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社会诚信制度建设,有序开放公共信息系统和数据资源

服务产品“无形”的特点以及越来越多的网上服务交易,决定了服务市场更具“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的可能性。信用制度是降低交易风险、维护交易安全的根本保障。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完善企业、社会和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包括严密的信用立法、严格的信用执法和全社会统一的资信登记及披露等。积极运用大数据技术,创新信息共享机制,打破数据孤岛,加大对“违信”的处罚力度,提高失信的违约成本,让各类主体失去违约的经济动机,从而建立守信、有序的服务市场秩序。建立质量违法服务企业“黑名单”制度,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鼓励企业创优质服务和驰名品牌。探索构建开放的公共信息系统,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共享;鼓励有条件的信息平台服务企业之间展开多元化合作。对符合条件的互联网金融企业,逐步开放支付清算业务相关系统,推动企业有效利用公共信息拓展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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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支持服务业创新发展的治理体系,推进政策协同

技术进步和商业模式创新推动了服务创新,各种服务创新业态层出不穷,特别是基于“数字+”的新兴服务业正在成为我国服务市场最活跃的力量,并成为提升服务业生产率和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方式。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基于“数字+”的服务业异军突起,而且随着城乡居民公共卫生防范意识的增强,在线服务消费可能会常态化。

数字服务业发展不仅是服务业抗击疫情的重要手段,更有可能成为服务业增长的新动能。数字服务业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既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也需要相关政策协同支持,构建与新服务发展相匹配的治理体系:

一是进一步完善数字经济市场体系,推动形成数据要素市场,实现服务产业发展的数据共享;

二是积极推动综合管理部门和市场监管部门实现治理方式变革,进一步完善数据平台建设,打破数据分割,推动管理部门决策科学化、公共服务高效化;

三是进一步推动服务业领域的“放管服”改革,加快建立适应新兴服务业(如平台经济、共享经济和体验经济等)发展的法律法规、管理规范、行政条例、考核体系和产业统计体系等建设,为基于“数字+”的服务产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营商环境。

来源:微信号:人民智库,https://mp.weixin.qq.com/s/ka3InF23mQwwzAiahyW99A 发表时间:2020年8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