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从全球角度定义其国家安全利益，并认为世界上的每一个地区都对其利益有重要意义。然而，美国缺乏与全球各地积极接触的手段。有专家指出，美国塑造多个地区安全环境的能力受到了限制，美国不再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制定议程，美国战略家需要将世界各地相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优先级进行排序，从而指导美国如何权衡和部署稀有资源。传统的地缘政治方法根据地形、气候和资源禀赋等地理特征来决定一个地区对美国利益的重要程度。然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军事发展，尤其是洲际弹道导弹和网络能力的发展让各国在直接入侵以外有了更多向对手施压的选择。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经济转型——以“物联网”为重点，从大规模集中转向去中心化的网络，以及3D打印等新生产技术的发展，促进了权力下放和更小、更有凝聚力的区域集团的壮大。有专家认为，除了传统地缘政治的“棋盘”（chessboard，指各国针对世界特定地区的控制权）之外，21世纪同样由“网络”（web）定义——即“由人、团体、企业、机构和政府组成的交叉网络”。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地理位置远近不再那么重要，对网络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重要。如作为金融中心（如迪拜）或技术孵化器（如台湾在半导体生产方面）的作用。因此，在制定美国国家安全议程方面，地缘政治与一套更加分散和变化的网络并存。科技和经济的“网络”元素并非与“棋盘”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无关——它们修正但不否定“特定地理空间的重要性”。

试图将“网络”和 “棋盘”元素结合起来的两个概念是“基石国家”和 “跨洋区域”。“基石国家”，顾名思义是赋予区域秩序以连贯性，或者说，如果它本身不稳定，就会导致其邻国的不安全。这些国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位于全球体系的连接处，是不同大国间的关键调解人，是不同国家集团、区域协会和文明集团之间的门户。

现在，几乎所有国家的安全和繁荣都依赖于一系列跨国经济、安全和政治网络，这些网络跨越国界转移资本、信息、货物和服务。例如，埃及对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特别重要，因为就世界网络的基础设施而言，促进环太平洋地区、南亚、中东和欧洲之间数据传输的主要光缆都穿过其领土。地理位置是确定基石国家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基石国家还需要有重要的过境和通信线路，这些线路对穿越其领土的贸易至关重要，需要有能力促进其与邻国之间的区域一体化和集体安全，或充当不同集团之间的通道，或其位置与几个不同主体的势力范围重叠。当前，基于这些因素，像印度尼西亚、约旦或阿塞拜疆这样的国家很容易被视为基石国家。它们试图利用“网络”的潜力来克服或缓和地缘政治的断裂点（比如处于大国竞争的有争议区域所产生的断裂带）。

“跨洋区域”的概念出现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将世界划分为地理孤岛“剥夺了战略策划者就海洋领域进行对话的机会”。它阻碍人们认识到在世界主要海洋盆地内，经济、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之间的联系如何提供跨海洋领域的战略一致性，以及沿海国家如何与内陆连接。发展跨洋区域和安全身份认同的努力，象征着19世纪地理决定论（geographic determinism）和21世纪的建构主义思想（constructivist thinking） 之间的融合。

跨洋思维正在生根发芽。像俄罗斯这样的传统大陆大国，正在根据其作为北冰洋沿岸国家、通往波罗的海和地中海通道的地理位置，和通过南北走廊进入更大的跨印度洋地区（trans-Indian region）、利用太平洋港口与邻国以及南亚和东南亚进行贸易的能力，来重新定义自己的地位。2022年北约战略也提出了应对与更大的跨洋地区相关的安全问题的步骤。

在我们等待美国发布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的同时，需要重新构思美国如何对待世界各地区的问题，因为美国必须努力应对地缘政治“棋盘”上各格子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并明晰“网络”将如何彻底改变这一棋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