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初，英国保守党支持率颇为戏剧性地下滑。仅仅2个月前，保守党的支持率还在50%以上，领先工党超过20%，而2个月后这一优势就缩小到了5%，迫近英国首相约翰逊成为保守党党首以来的最低的支持率。而在另一项民众对政府抗疫支持度的民调数据中，英国民众对保守党抗疫政策的满意率在3月下旬一度高达70%，但在6月初下降到了40%，为全欧洲最低，也低于美国。
为什么保守党短期的支持率下滑如此显著？这与自2015年大选以来，保守党政府长期处于“竞选状态”，主攻舆论宣传，而缺乏治理对策有关，以至于面对脱欧、抗疫与对华关系等问题时宣传先行，行动滞后，导致疫情暴发后民意支持率波动剧烈，具体表现在三组矛盾上，即在脱欧中拥抱世界，以弱势的政府领导强势的议会，以及政治宣传和现实的分裂。
在脱欧中拥抱世界
英国虽然在2020年1月31日完成了名义上的脱欧，但英国和欧盟未来的关系走向并不明朗。作为坚定的疑欧派，约翰逊在脱欧公投之前的舆论战中一直强调的是留在欧盟对英国的负面作用，尤其是欧洲移民的负面作用。约翰逊的支持者们预期的是脱欧之后生活在一个移民锐减，经济、民生、就业等方面都有显著改善的英国。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让约翰逊这套说辞的漏洞充分暴露。无论是因为脱欧缺席欧盟的防护用品采购会议，还是大量欧洲移民人口流失所引发的医护人员和非技术性劳动力短缺，都让英国在此次抗疫中十分被动。以至于近期约翰逊甚至呼吁欧洲工人回到英国工作，一改过去排斥欧洲移民的论调。
这种“脱离欧盟、拥抱世界”的论调在特雷莎·梅担任首相期间也曾出现过。无论是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还是拉近和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系，都是为了达成这一目标。对英国而言，如果要放弃欧盟，难免需要回到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前的外交策略上，即全方位加强和前英帝国控制地区的联系，如加强和美国各方面的联系，加强和英联邦国家及地区之间的联系，可以将之解读为21世纪的“三环外交”。
约翰逊对香港问题的分裂态度便是这种论调的体现。约翰逊前一阵不断发表涉港言论，提到英方愿接纳持有英国国民（海外）护照的港人来英。中国外交部6月初曾对此回应称，无论是在英国国民（海外）护照问题上搞政治操弄，还是国际串联试图干涉中国内政，都是没有出路的。如果英方执意单方面改变有关做法，不仅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也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并保留采取相应措施的权利。
不过约翰逊在发表这些言论的同时并不愿意放弃和中国大陆在经济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合作，是英国政府所谓“拥抱世界”的另外一条线路。
细看约翰逊对香港事务的解说，会让人恍惚以为他生活在拉迪亚德·吉卜林（编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英国作家，部分作品被被指责带有明显的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的时代，向民众解说“白人的责任”。而随着过去一周“黑人的命也是命”（BLM）这一社会运动从美国蔓延到英国并愈演愈烈，英国民众对“帝国遗产”负面情绪的表达，与约翰逊所勾勒的帝国旧梦形成了明显的冲突。
约翰逊这番言论不仅违背自身立场和承诺、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与保守党的政策立场冲突。早在前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执政时期，保守党就已经通过立法限制持有英国海外公民护照的人获得英国公民权。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2日的议会辩论中就对香港问题明确表达了与约翰逊不同的意见。这种对前殖民地可能涌入大量移民的担忧，乃是支持约翰逊、支持脱欧和支持保守党的民众的主流立场。
换言之，约翰逊的相关言论挑战了一直以来保守党的政策立场，要成为现实并不容易，不能排除是为了转移英国国内对政府抗疫不利的愤怒，通过重新唤起支持保守党的民众对帝国时代的记忆，来获得他们对政府的支持，是一种对内的宣传策略，而非实际的政策目标。
强势议会与弱势政府
约翰逊与拉布在香港问题上缺乏共识这一点，同样暴露了目前保守党作为拥有议会下院绝对多数的执政党存在的内部问题，即缺乏党内共识。这在约翰逊的首席顾问多尼米克·卡明斯违反政府规定，于3月底驱车数百公里将家人送往杜伦避疫一事曝光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星期日泰晤士报》在3月中旬爆出卡明斯在2月底已经表现出对“群体免疫”方案的青睐后，舆论已对卡明斯这样一位未经民选的顾问是否过多影响政府决策发出质疑。5月下旬多家媒体报道称卡明斯在3月底违反规定长途旅行后，保守党内部有多达98名保守党议员批评了卡明斯的行为，有45人要求他辞职。如此激烈的回应可以看成是对卡明斯和约翰逊的高度不信任。
然而，约翰逊不仅同意卡明斯在首相官邸内举行新闻说明会，还以不同方式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希望民众可以向前看，不要过度聚焦在卡明斯的个人行为上。但这已经无法改变民众对卡明斯的不满，对保守党政府的不信任和对约翰逊能力的怀疑，促使保守党的民意支持率进一步下跌。
尽管约翰逊领导保守党在去年的大选中赢得压倒性的胜利，看似为英国议会议决脱欧有关事项提供了一条快速通道。但自从约翰逊3月底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到4月26日回到首相官邸工作，在这长达一个月的时间内，政府内部出现了权力真空。虽有外交大臣拉布代行首相之职，但缺少统治国家的正当性。加上脱欧谈判由于疫情停滞不前，新冠病毒检测能力提升缓慢，死亡人数不断攀升并超过2万的心理界限，都加剧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要求政府检讨是否对疫情的反应过慢。
虽然约翰逊重回唐宁街时，英国的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增速初步表现出了放缓的趋势，检测能力也有所提高，但对政府的怀疑声浪并未消退。而在约翰逊重回工作岗位一个月之后，无论是脱欧谈判的进度，还是英国政府抗疫的成效，都无法令民众满意。当约翰逊政府宣布在5月上旬逐步解除对人口流动的限制，恢复各类公司机构的线下服务之后，苏格兰首席大臣妮可拉·斯特金公开表示，约翰逊政府给出的解封之后的各类抗疫建议不够明确，因此苏格兰将自行决定如何按下重启键。结合在英国正式脱欧后斯特金再度将苏格兰独立公投提上日程，以及苏格兰在此次抗疫中的表现优于英格兰，都在为苏格兰进一步寻求独立、拥抱欧盟埋下草蛇灰线。
这意味着，即便拥有一个保守党占据绝对优势的议会，约翰逊所领导的政府已经失去了部分党内同僚和部分原来支持者的支持。律师出身的新任的工党领袖凯尔·斯塔莫没有前党首杰里米·科尔宾的政治包袱，在上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赢得了大量民众的支持。从双方的支持率来看，斯塔莫在上任之初的支持率落后约翰逊将近25%，至6月上旬，双方支持率已不相上下。民众对约翰逊的不满有可能转变为对斯塔莫的支持，也就意味着即便保守党在议会下院拥有多数，也要继续加强舆论引导，以确保下次大选依然能得到选民青睐。
政治宣传和现实的分裂
对以竞选为中心的西方政党来说，民意支持率下降是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开动宣传机器是保守党过去五年里频繁采取的手段。实际上，从2015年大选以来，作为执政党的保守党长期维持在“竞选状态”，而非执政状态。短短四年多时间举行了三次大选，更换了两次党首，直面极具破坏力的脱欧公投，是这种“竞选状态”迟迟无法解除的重要原因。
特雷莎·梅和鲍里斯·约翰逊恰好又都是温斯顿·丘吉尔的拥趸，热衷效仿丘吉尔发表具有鼓动性的演说。这点在约翰逊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自新冠疫情发生以来，约翰逊频繁利用个人社交媒体和官方媒体发表讲话，积极参与疫情发布会，创造了许多向选民喊话的机会。
随着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4月初科尔宾下台，保守党的宣传政策中最常攻击的两个“稻草人”——欧盟和科尔宾先后倒下。重温帝国旧梦，给予英国本土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以幻想成为了新的宣传策略。但无论演说多么具有煽动性，议会辩论多精彩，新发明的政治修辞多又说服力，如果没有可行的方案支持，那么宣传都只是空头支票，无法解决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原本用于攻击科尔宾个人的策略，也不适用于斯塔莫，导致宣传内容脱靶。
而在英国的疫情不断恶化之后，为了安抚民心，约翰逊的讲话不得不以今日之我消解昨日之我，为政府最新的政策提供合理性解释。从拒绝封锁全国到全面封锁，从呼吁民众不要戴口罩到强制在公共场合使用面部遮盖物，从限制检测到全面放开检测和追踪，这些变化都发生在短短三四个月之内。即便约翰逊强调以政府的专家顾问团队作为决策的依据，但无论是提供依据的帝国理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还是在政府内协助他决策的多米尼克·卡明斯，都被曝出违反政府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打击了民众对政府决策的信心。即便约翰逊每次面向全国民众的讲话都充满激情，信誓旦旦，但前后矛盾、语焉不详的呼吁的说服力日益降低。
而且，长期处于“竞选状态”也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裂。政治话语中不断塑造他者，反复以投票的方式让选民确认立场，虽然是英国式民主的运作常态，但也削弱了两党在重大问题上追求共识的可能。无论是脱欧还是新冠疫情，对英国而言都达到了“全国性危机”的程度，但两党并未尝试过回到“战后共识”，或建立“国民政府”的方案上去，选择继续攻讦对方的短处，而非寻求具有建设性的解决方案。
新冠疫情发生后，少数族裔的高死亡率让英国社会的不平等和结构性矛盾再度浮出水面，让保守党政府对过去成就的宣告变成了讽刺。以解决经济的手段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的做法，虽然理论上可以帮助很多未感染病毒的民众度过经济上的困境，却无助于约翰逊政府回避民众对英国抗疫不力的质询。
如何将工作重心从竞选转移到治理，对约翰逊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来说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一个不同群体之间裂痕逐渐加深的社会中，执政党和在野党寻求最大公约数的难度日益加大，因为寻求公约数会动摇多年以来保守党所使用的以宣传代替治理的做法中所用话语的可信度。如果约翰逊还记得丘吉尔为何在1945年的大选中下台，也就应该能理解，好的演说家如果无法解决民生问题，那么选民也会把票投给他们认为有能力解决民生问题的党派和政治家。
来源：澎湃新闻，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7866241 发表时间：2020年6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