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近十年来我国面临的最大“黑天鹅”事件，经济运行遭受巨大冲击。今年1月下旬和2月份疫情影响尤为显著，供求两端大幅萎缩，主要经济指标明显滑坡。3月份，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复工复产步伐加快，经济运行边际改善。但员工返岗受限、产业链恢复不协调、最终需求释放不足等问题仍然突出。同时海外疫情快速蔓延，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经济运行增加新的变数。需要在防控国际疫情输入的同时，尽快畅通国内经济循环，充分释放内需，促进经济反弹，努力把损失降到最低。 

一、国际疫情发展的三个不确定性

3月以来，国际疫情愈演愈烈，并已发展成全球大流行。疫情本身走向、宏观政策应对效果以及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由此引发的金融动荡，也将加大实体经济困难，使下行压力骤增。

疫情指数级扩散，影响程度和持续时间不确定。截至3月20日，全球当日新增3万多病例，累计确诊病例数量超过26万，有确诊病例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超过180个。确诊病例超过1000人的经济体数量近20个，对应的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超过70%。随着疫情形势不断加重，各国都加大了防控力度。比如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加强社会隔离和入境管控、增加病毒检测等。但从执行情况看，力度存在较大差异。除东亚部分经济体以外，主要经济体疫情传播都呈指数增长，日均增速约30%，差不多3天确诊数量翻一番。隔离效率如何、是否会发生更大范围和更严重的医疗挤兑，以及疫情持续时间多长，都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受制于经济活动停摆，宏观政策对冲效力不确定。通过税费减缓免和现金补贴发放，降息并增加信贷供给，一定程度可以缓解企业资金链紧张、个人收入下降的困境，起到救急的作用。但人员出入和物资运输受限，供需衔接困难，企业无法生产、消费者不敢消费和国际贸易联系中断等问题凸显。若疫情延续时间拉长，上述宏观政策效力将大打折扣。此外，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低增长、低利率和高负债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不断收窄，宏观政策应对疫情的空间有限。

疫情引发金融动荡，次生灾害冲击不确定。疫情发展的不确定引发投资者恐慌，3月以来全球资本市场大幅调整，风险资产和部分避险资产价格纷纷下跌。其中，美国股票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超过30%，跌幅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1929年大萧条初期接近。石油价格跌幅一度超过40%，剔除价格因素以后已跌至过去20年来的新低。资产抛售导致市场流动性枯竭，传统上认为是资金避风港的黄金和美国国债价格也都有不同程度下跌。尽管全球主要央行出手提供流动性支持，一定程度上切断了爆发更大规模金融海啸的传导渠道，但金融动荡不可避免将加大实体经济下行压力。

图1：三次危机股市跌幅对比

数据来源：Wind资讯，作者整理计算

二、经济增速回升面临多重制约

产业链恢复不同步。春节因素叠加疫情冲击，2月份经济活动大面积停摆，截止3月中旬，生产能力尚未充分释放，有效工作天数明显少于去年同期。具体看，上游的钢铁、液化气、玻璃等生产企业开工率分别回升至84.8%、79.0%和94.5%;但实际产能利用率仅分别为75.0%、76.9%和79.4%。下游的装备制造、建筑等行业和生活服务领域复工复产进度相对迟缓。全国203个汽车生产基地企业复工率达到93.6%，但复产率不足50%。全国建筑业也仅有15个左右的省份复工率超过50%。受冲击较为严重的生活服务行业复工复产进度也较为缓慢，截至3月20日北京餐饮商户复工率刚超过50%；广东、浙江、江苏、上海等经济大省也未超过80%。

投资和消费反弹力度不足。从投资看，重大项目开工情况较好。但原料运输、工人返岗率偏低等对房地产和制造业项目开复工影响较大。截止到3月21日，重点水泥行业开工率71.9%，产能利用率仅54%，从另一个侧面表明投资活动仍低于正常水平。企业营收下降，新增投入信心不足，预计也会缩减部分资本开支。从消费看，出行受限，加之失业率上升，可能影响收入增长预期和消费信心。2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上升至6.2%。3月份务工人员返岗迟滞、企业新增招聘意愿不足和裁员倾向上升问题依然突出。其中农民工、低学历、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受冲击更明显，居民增收难度加大。

图2：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

数据来源：Wind资讯，作者整理计算

海外疫情发酵导致外贸外资进一步降温。疫情发生以来，各种要素跨境流动受限，订单保障和获取新单难度上升，部分供应链活动几乎停摆，有的企业从复工难变为无工可复。通常，全球经济增速下降一个百分点，全球贸易实际增速大约下降3个百分点。按此弹性估计，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预计将出现负增长。最近几年，我国在全球进出口贸易总额当中的占比大体稳定，初步预计2020年我国商品出口和进口金额分别下降5%和3%。此外，人员跨境流动受限，商务洽谈便利性下降，服务贸易和外资增长也会下滑，进一步拖累经济恢复。

三、畅通经济循环，加快释放国内需求

疫情冲击已经造成明显的生产迟滞和需求缺口。要把损失降到最低，政策重点应从保障应急物资、推动大型基建项目和重点企业开工，进一步拓展到推动制造业、房地产等各领域项目和中小企业的普遍开复工，打通物流、商流和资金流，尽快释放下游需求，提升产业恢复协调性。

打通下游堵点，增加终端需求。各地要根据疫情变化及时调整风险等级和响应级别，一些医疗水平好、综合治理能力强的地区还可适度放宽管控标准。简化并逐步取消各类企业、商业网点和项目复工审批流程，进一步拓宽复工复产面。设立复工复产跨部门联席机制，并派驻联络员包干协调片区所有企业复工。加强区域协调联动，放宽道路交通管制，进一步畅通省际、市际交通路线，畅通生产物资运输通道。加快落实健康码异地互认力度，加快外地务工返岗，推动各类投资项目尽快开工。

加强宏观政策落实力度，提高精准性。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落实落细各种税费减缓免措施，切实降低企业负担。根据跨期平衡原则，适当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地方专项债发行力度，进一步放宽可以用作资本金的领域限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确保基层财政正常运转。优化支出结构，增加对公共卫生、数字化鸿沟填补和数字化转型的支持力度。各地要创新消费券发放方式，增加受益面，引导消费信心恢复。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适时降准降息，并进一步提升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外部输入性风险抵御能力。适度宽限上半年银行对实体企业新增不良贷款率指标。鼓励银行与互联网龙头、平台型实体企业合作，增强金融对中小微和个体经营户的服务能力。

抓好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受疫情影响最大的就业群体是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此时正值春季招聘，疫情尚未结束前，积极开展网络笔试、视频面试，为跨区域实习等提供便利，对在疫情中表现突出的企业在落户指标和稳岗补贴等方面给予倾斜。农民工就业的稳定性相对较差，停工期间的收入难以保障，要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切实防止“因疫返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