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看到的经济数据里，一季度形势很严峻，经济增长率为-6.8%。这在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还没有出现过。这个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是短期和阶段性的。具体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经济增长率-6.8%，主要是因为2月份形成的经济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况已经在好转，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显的经济负增长。这里面看到的数据，和GDP相比，一季度货物进出口增长率是-6.4%，没有像有些人预计的那样断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点。这里面3月份经济出现明显好转，3月份经济同比增长仅为-0.8%，意味着中国经济在面上来看，其实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经表现出来疫情得到了相当明显的控制以后，经济由“前低”转入“后高”的势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速度是一定要上来的，而整个经济好转，外贸方面却有新的问题了。因为一季度的时候，国际上主要的贸易伙伴国家，疫情状况还没有出现高峰期或者非常严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国本土情况明显好转，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贸易伙伴，特别是欧洲和美国的情况相当严峻，所以，外贸进一步的演变，值得我们高度关注。
最近欧洲的说法是他们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我们希望是这样的。美国特朗普一再打气说它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了，但现在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台状态，至少美国每天报出来的死亡人数还在1000多人以上，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现在中央关于应对这样一个严峻形势的指导方针，已经明确强调的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服务于“六稳”和“六保”的。既要应急纾困，又要对接从短期和中长期怎样恢复到疫情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继续追求超常规的中高速、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上去。现在这个时点上来看，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要特别安排的宏观措施都已经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货币政策要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财政政策在原来说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这是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到底怎么发，现在还没有看到它具体的方案。本月下旬两会上，一定会把相关方案公之于世的。
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一揽子方案的特征。当然我们就要按照中央这样的部署，在掌握“六稳”“六保”要领的同时，把短期和中长期继续追求高质量发展、升级发展衔接好。强调扩大内需，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继续争取打开外贸潜力空间方面应该做的努力。这个具体分析起来要特别注意，在大数据时代，要看到不同门类的外贸物品的差异性——当然说得更开阔一点还有服务贸易，在当前形势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数据支持下的一个具体的分析，能够清晰地看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情况：美国市场上来自中国的进口品，不同门类有不同的具体表现。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已经有了贸易战的情况下，本来美国的办公用品等，高达70%要从中国进口，迅速滑落到30%出头，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说手机、电视机、玩具等这样一些从中国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几乎没有多少变化。贸易战已呈现那么剑拔弩张的局势，大家有种种顾虑，而这些出口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我们现在争取在外贸方面有所作为，是不是就要做这样具体的分析：哪些产品是我们值得重点推出口的。特别对于一个目的地市场，如对于美国市场的继续努力，实际上就是贸易原则里说的比较优势，使我们有可能经过努力之后，在相对高的规模上，实现对目的地市场的外贸。
当然在外贸的眼睛对外的同时，也要考虑所谓“出口转内销”。外贸行业自己已经在讨论这个概念，他们说出口转内销也有一些顾虑。有一些企业界的朋友说，他们外贸做顺手了以后，对国内市场反而是陌生的。有这样的畏难情绪，怎样来进一步开拓内销渠道？我觉得毕竟都是中国人，而且在中国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务等等有可能会更便捷地对上位，这方面还是要积极地考虑，争取对外挖掘潜力的同时，也要把外贸行业的出口转内销作为一个相匹配的要领。
我们在一些具体的供给方面，即在有供给能力的情况下，怎样薄利多销？企业的朋友们有经验，可以进一步总结相关经验。不同的贸易品怎样掌握薄利多销，保证不亏本？临界点是明显不一样的。国际市场上已经看到了，为什么易变质品，像牛奶、鲜花没有什么出口的情况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为它们可调节的弹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库存条件，找到新的出路。这方面中国的外贸企业要及时总结国内国际的经验，尽量做好相关薄利多销权衡算账的事情，来制定好自己所在行业、所在企业面对特定目的地市场的一个定制化方案。这个定制化方案要争取让它的水平比较高。
在流动性提高，能够有更好的融资支持条件的同时，还要掌握好结构，掌握好各个地方政府辖区内因地制宜的要领。这么大的中国，各个区域、各个行业的情况千差万别，我们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下，强调的不是笼统地讲扩大内需，总量环境好了问题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优化和自己息息相关的结构问题。首先，从制度结构上来说，怎样更好贯彻深化改革的方针。从自贸区在上海确立，一轮轮扩展的所谓企业的负面清单和反过来约束政府行为的正面清单这种制度建设，要伴随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发展和对接中长期目标。同时，我们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机制创新。再有，产业结构视角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显，而且产业政策的方向容易确定，但相关机制怎样合理化，是挑战性的问题。我们都知道要支持新经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绿色发展，但是怎么用好机制创新？政府资金毕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这些有限的现金怎样能四两拨千斤？应通过政策性融资，“四两拨千斤”，以及通过PPP，政府出“引子钱”，以比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头留给非政府的社会资本和企业，更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政府的资金应产生一个乘数放大效应，把整个局面打开，来贯彻产业政策，来支持外贸企业一方面继续开拓国际市场，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转内销。这些政策支持的机制一定要对接市场、兼容市场。以经济手段为主，而且要注意在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为是，动辄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脑袋决定的条条框框，这些东西都值得讨论。
我们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现在决策上的意图比较清晰了，在扩大内需方面，宏观政策、货币政策宽松灵活；财政政策“三箭齐发”。在两会上，应该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具体部署里的方案设计。当然还有非常关键的，前面强调了深化改革要焕发企业的潜力和活力，在这方面可以讨论一个现在的热点。我们应对现在的挑战，采取措施的重点，有大家都关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强调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这两个侧重点，必要性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所解决的问题还是有所不同。
救急、纾困和提振消费，更多带有应急和短期的必要性。从中长期来看，消费也还要让它继续表现出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但是它的支撑力是第二顺序的，因为消费根本的来源是老百姓、人民群众的收入能够可持续增长，而收入从哪里来？一定要有经济蓬勃发展，有就业机会，有工资在上升轨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经济活力带来的往前看好的预期。为使老百姓有了钱也敢花钱，当然还要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减少预防性储蓄，加上经济发展要有后劲，使大家在实际生活中感觉到有奔头。收入增长，后顾之忧减少，当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较高的比重转为当期消费。这些综合在一起，消费支撑力才能形成中长期的支撑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业，特别是服务业，还有民航等等这些大企业，很多的业务都没有了，几乎归零了。怎样让这些严重受冲击的行业和企业生存下来，这时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资金注入，让企业生存的问题能够得到解决。这种救急和纾困要用的资金，我个人建议首先动用常规轨道上的失业救济金，加上现在在精准扶贫的概念下，对于低端低收入阶层可动用的资金，以及在特殊时期应该考虑动用的国家级战略储备——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经济工作时就说到过的，在国家层面以社保基金理事会管理的资金池来形成战略储备，一般情况下一分钱都不要动用。但现在不是一般情况下，现在是特殊时期，非常时期，可以考虑动用一部分。这些钱拿来以后救急纾困，在定位上比较明显，是合乎原来制度安排设计的逻辑的。
但是有的人主张说，今年要发行的特别国债拿来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费，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发生。特别国债我们在历史上用过两次，一次动用这种非常手段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另外一次是应对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两次具体方案有些明显的差异，第一次是把工农中建在降准以后可动用的存差，划过来以后成为特别国债资金来源。财政部用这笔资金反过去打入工农中建的资本账户，使他们的资本充足率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这样国际上所说的中国主要的银行技术上已经破产的这样一种非常不良且影响市场预期的判断，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决了资本形成的问题，解决了工农中建这种非常关键的大型银行支撑整个经济有后劲发展的问题。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机风雨飘摇时，我们要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它的运作是以动用外汇储备，经过置换，形成了人民币形式的资本金注入，给中投注入资本金，这也属于资本形成。
现在这一轮，前面我列举到的常规手段的一些资金动用之后，如果我们认为救急纾困还必须加码，不排除特别国债的一些资金给它加码加上去。但我认为作为侧重点的，是特别国债还是要关注于“有效投资”、资本形成、长远发展的后劲这种战略层面上的可持续问题。因为在“扩大内需”中现在我们要依仗投资来解决的，一定是在战胜疫情以后，怎样尽快恢复中国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长，以及在大的经济体里有超常规特征的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去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
全面小康以后，我们还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还要达到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就这十几年的时间了。我们一定要变“危”为“机”，在疫情冲击之下，动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长期衔接好。所以，如果从对策来说，我特别愿意强调的就是“一揽子”，既考虑提振消费，又考虑有效投资。这两个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强调了。但是在逻辑上来说，只要应急的、纾困的能够达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资金的侧重点就是优化结构地形成有效的投资项目和高质量发展。中央战略把它在一揽子里面说全了，我觉得特别重要，当下一定要注意摆好顺序，在托底的消费形成这个机制上，也要很好地结合“一揽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资，如以工代赈，也要注重突出优化结构的安排。
具体的有效投融资的项目，我认为在中国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说了，这是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支撑条件。前些年已经有了支撑现在数字化平台运行的新基建，现在还要趁势总结抗疫中间的经验，继续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给出了七个方面的重点，其实还不止这些，新基建要结合原来老基建所说的架桥修路，医院学校，公共设施，环境保护等等，互相渗透结合，要体现在全中国打造更好的一些经济增长的集群、增长点区域、新的开发区，综合开发而形成的战略性的、对经济成长的有支撑意义的基地。珠三角、长三角和现在北方看重的环渤海，是最基本的三个增长极地区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还有现在要开发的另外的一些区域性中心，都应该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们的开发中间去。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投资的重点。
在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设计非常关键。掌握好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跟市场对接的机制也非常关键。除此之外，我是觉得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一些在老百姓现实生活中应该进一步重视的，看起来是老基建而实际上对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举足轻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远的不说就说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现在紧迫性还在不断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体系，它的支撑力远远不能和纽约、东京相提并论。所以出现了老百姓收入增长以后，大家有能力买机动车，解决自己的代步问题，结果现在买一辆机动车，摇号已经高到了不可思议的3000个号里中一个号，这已是国际笑话。看起来北京也是高楼大厦林立，和曼哈顿、东京没什么大的差别，实际上我们的现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边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为什么不必采取这样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为人家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形成了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老百姓收入有，愿意买车就买车，但人家买车自然而然就是应急用和到了周末节假日往外开出去享受生活，绝对不是北京现在这种困难局面。北京现在怎样破这个困难局面？已没有别的选择，天文数字的资源要砸到地底下，赶紧加快我们的轨道交通网的建设。4号线、16号线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这就有了新的机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资金，以四两拨千斤的形式来把这个事做好。政府应该抓紧在新的形势下，把有效投融资的项目，在各个地方辖区里排列好。
跟轨道交通匹配的，一定还有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机动车在平常的情况下出动了以后，要在网状交通的一些节点上能够把车停下来，让车主们能够进入首选的轨道交通网解决到达目的地的问题。而中国在中心区域里形成的情况，是地皮比较紧张，停车难的特殊问题就出现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两边。平安大道当年作为重点项目、政绩的突出表现非常鼓舞人心，但这么多年以来，为什么繁荣景象就是上不来？它其实什么都想到了，但两边店铺林立的道旁，就是没有设计停车位，车停不下来，所以就是没有人气。这些年两边的店铺商家嗷嗷叫也没有办法。怎么解决有效供给的问题？最新的经济方案是一个停车位，可以地下五层，地上五层，最高处到最低处的车挪到地面50秒之内开走。企业有这样的解决方案，要靠资金推动，资金怎么来？需要政府给点推动力。企业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运营过程中有停车费，自然就是现金流，这是非常好的一种PPP对应的机制。
我还可举这样一些例子。比如说北京可能有几百万人口面临老旧小区改造中，要加装电梯的需要，这个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显。十多年前人们住进四、五、六层的楼，没有电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现在却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还在老龄化，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这些小区里加装电梯。现在听起来畏难情绪主要是说服一层的住户太困难了。那中国抗疫过程中怎样说服大家服从大局的？而且经济手段在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总结经验后做这个事情，这个局面一定要打开。
北京如此，全中国几百个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中，类似轨道交通网的建设，干道的建设，停车位的建设，老旧小区的改造等问题，光这几样就要多少投资？更不要说新农村建设。
我想强调的是，从短期衔接到中长期，当下的举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视有效投融资，有效投融资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资金能够发挥乘数效应的好的创新机制。
来源：新浪财经意见领袖，http://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20-05-20/zl-iircuyvi4063393.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