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来，中国与阿富汗共同努力，从传统友好邻邦到携手构建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使两国关系有了巨大的发展。本文拟系统梳理70年来中阿关系的发展历程，并概述其历史经验，以期为今后中阿关系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和平共处：中阿建交和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1月12日，阿富汗王国政府外交大臣阿里穆罕默德（Ali Mohammed）致电周恩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台湾当局断绝关系。1954年，经过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与阿富汗驻巴大使馆以及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和阿富汗驻印大使馆的多次协商，最终确定1955年1月20日中阿两国正式建交。

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中国与阿富汗处理两国关系的基本准则。中阿两国政府采取种种措施互释善意，使两国关系不仅维持了友好的局面，而且促进了两国关系的稳步发展。1957年，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阿富汗首相达乌德（Mohamed Daoud）成功实现了两国有史以来的政府首脑首次互访。此外，阿富汗在朝鲜战争问题、台湾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合法席位等问题上多次支持中国。值得一提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长期悬而未决的新疆阿富汗侨民问题、中阿边界问题等得到妥善解决。

中阿边界问题是继阿侨问题之后中阿面临的又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中阿边界问题的由来与近代英俄侵占中国帕米尔地区密切相关。1960年，中国外交部一度准备以中缅、中尼等边界问题的解决为契机，借当年陈毅访问阿富汗之机，试探提出与阿富汗进行边界问题的谈判，但阿方予以回避。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与阿富汗有宿怨的巴基斯坦和中国关系的改善，特别是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使阿富汗认为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与中方解决边界问题，既可以为领土安全提供道义和法律上的保障，又可以“抵消巴的宣传影响”。1965年3月24日，中阿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阿富汗王国政府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至此，中阿边界问题彻底解决。

二、一波三折：政局变动与中阿关系的曲折发展

中阿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从1970年开始，中国积极主动地改善中阿关系，同时尊重阿富汗奉行的和平、中立政策，从而使阿富汗政府消除了疑虑，中阿关系开始复苏。

面对中国改善两国关系的种种努力，阿富汗在不同场合表达了正面的回应，特别是坚定地支持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阿富汗不仅赞成阿尔巴尼亚等二十二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的提案，还投票否决了美、日提出的既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并得到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又保留台湾当局代表权的所谓“双重代表权”提案，从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贡献。

就在中阿关系有所恢复之际，阿富汗政局开始陷于频繁变动之中，中阿关系也随之一波三折。1973年7月，阿富汗前首相达乌德在苏联和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支持下发动政变，建立阿富汗共和国。在苏联的策动之下，1978年4月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发动政变，达乌德全家遇难。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上台。5月7日，中国政府承认塔拉基政权。尽管塔拉基政权一再宣称将奉行独立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多次表示“同中国有着友好的关系，并希望这种关系将来会得到发展”，但它很快暴露了其亲苏反华的本质。

从1979年初开始，塔拉基政府更加倒向苏联，进一步反华，甚至发展到指名攻击、造谣和诬蔑。1979年2月，阿富汗政府发表声明，谴责中国“侵略”越南。阿富汗领导人、政府和官方宣传机构还多次无中生有地诬称中国干涉阿富汗内政。面对阿富汗种种亲苏反华的言行，中国政府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据苏联解密档案称，中国“不公开与喀布尔对抗和决裂，他们没有正式宣告正在执行中的条约无效”。

三、风云突变：苏联入侵阿富汗与中阿关系的中断

在苏联入侵阿富汗期间，中国以切实行动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抗苏斗争。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严重影响了中国周边安全，中国和阿富汗虽没有明确正式断交，但中国对阿富汗傀儡政权不予承认，中阿外交关系中断。中国官方没有断绝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关系，但是实际上不承认卡尔迈勒政府。

1989年，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深陷泥潭的苏联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撤军后，中国与其仍然没有官方联系，两国之间的民间交往也乏善可陈。1992年4月20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评论阿富汗局势的动荡时表示，“中国政府支持联合国为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希望有关各方通过协商，尽快就政治解决的方案取得一致意见，以利于早日实现阿富汗和平”。

四、有名无实：阿富汗内战和中阿关系的名存实亡

中国政府一直希望阿富汗能够恢复和平，希望阿富汗各军事政治组织能够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民族和解。1993年1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公开表示，中国希望阿富汗冲突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早日实现民族和解。“中国政府一贯主张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希望阿富汗冲突各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尽快停火，早日实现民族和解”。

正当阿富汗各派打得难分难解之际，1994年下半年“塔利班”异军突起。1996年9月，“塔利班”攻占喀布尔，控制了全国2/3以上的领土。1997年10月，“塔利班”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其领袖奥马尔担任“埃米尔”。塔利班政权时期，由于阿富汗宗教极端主义盛行和毒品泛滥，作为邻国的中国深受其害。2001年2月，本·拉登与塔利班高层人物还在阿富汗商谈训练“东突”恐怖分子事宜，决定拨巨款帮助“东突”恐怖组织培训恐怖分子，并提供当年的恐怖活动经费。

中国对塔利班建立的“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不予承认，理论上仍承认拉巴尼为首的阿富汗伊斯兰国。但中国政府一直关注阿富汗，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通过协商和谈判，以和平方式寻求阿富汗问题的妥善解决。

五、谨慎参与：阿富汗战争与中阿关系的恢复发展

“9.11”事件后，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打垮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22日，阿富汗成立以卡尔扎伊（Hamid Karzai）为主席的临时政府。中国外交部派遣工作组参加了阿临时政府成立仪式，向卡尔扎伊面交了中国政府的贺信。2002年1月，阿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访华。2002年2月6日，中国驻阿大使馆正式复馆。

中国一贯积极推动阿富汗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塔利班政权垮台后不久，2001年11月27日中国驻德国使馆高级外交官就以观察员身份出席了在波恩举行的联合国阿富汗前途磋商会议。在此前后，中国政府多次阐明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努力帮助阿实现和平、安全与繁荣。阿富汗政府也多次对中国展露善意，多次感谢中国政府向其提供无私援助，还不止一次重申将一如既往地支持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在台湾等涉及中国主权利益问题上坚定支持中国的立场。因此，中阿关系发展迅速。

中阿关系虽有巨大发展，但中国对阿富汗问题的参与是谨慎的。阿富汗政府的政治体制、经济来源乃至安全问题，主要依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美国在阿富汗无疑有着极大的话语权。在此情况下，不管是出于“绝不当头”的外交传统，还是基于自身的国力，或是阿富汗“帝国坟场”的历史以及对恐怖主义活动的担忧，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虽积极参与，但保持低调，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

六、有限介入：“一带一路”倡议与两国关系的纵深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阿富汗领导人多次表示欢迎、支持中方这一倡议。中方赞赏阿方对“一带一路”的热烈支持和参与，视阿富汗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伙伴，多次表示支持阿富汗融入区域合作，愿帮助阿富汗推进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阿富汗国家转型和发展战略对接，加强双方全面合作，促进两国共同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的中国无疑加大了介入阿富汗问题的力度。这既与美国宣布撤军阿富汗后阿富汗的主动寻求帮助分不开，也与中国自身对阿富汗局势的担忧有关，毕竟阿富汗局势事关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且是“一带一路”建设在阿富汗及其周边国家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此外，美国“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丝绸之路外交”政策、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连通中亚”计划的竞合作用也对中国对阿政策的转变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不过，考虑到阿富汗国内的安全局势及其他原因，中国与阿富汗在经贸合作方面更加慎重。

七、70年中阿关系的历史经验

第一，睦邻友好始终是巩固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坚定不移地坚持睦邻友好政策，使中阿两国关系经历各种挑战和困难的考验，最终为中阿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第二，互尊互信是推进两国关系的重要前提。尽管阿富汗是贫穷、落后的小国、弱国，但中国一贯平等对待。近年来不仅阿富汗官员表示“阿中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历史上保持密切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而且大多数阿富汗民众“把中国人当作朋友”。2016年5月，习近平会见阿富汗首席执行官阿卜杜拉（Abdullah）时也指出：“中阿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睦邻友好关系不断增强。”

第三，从“大周边”的角度审视、处理两国关系是发展两国关系的必要条件。中阿两国关系的演变虽有着自身的轨迹，受自身因素影响外，也受到俄、印度、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家影响。美国与中国虽相距甚远，但从冷战时期，中国周边一直被美国视为利益攸关的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阿富汗由于其与中国相邻的地缘位置必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不会忽视的关注点之一。

第四，地理相连的边疆地区，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不可忽视的桥梁。作为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新疆与阿富汗长期保持着贸易往来和人文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疆阿富汗侨民问题的解决，对消弭中阿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起着重要作用。

第五，建构命运共同体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根本方向。在中阿关系发展史上，中国一直本着合作共赢精神关切阿富汗局势，希望阿富汗及周边地区保持安全、稳定和发展。正如中国前驻阿大使刘劲松所言，两国建交以来，“中阿关系始终保持友好，生动诠释了新型国际关系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今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仍将指引着中阿关系继续前进。

来源：《边界与海洋研究》2020年第2期 发表时间：2020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