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我国，家庭一直承担着主要的养老责任，为老年人提供了物质保障、服务保障与精神保障。过去几十年，政治、经济、社会、人口和文化的巨大变迁，改变了家庭所处的宏观环境，缩小了家庭规模，重构了家庭结构（马春华等，2011）。现代化消解了传统的长幼尊卑和家族观念，亲子平等、情感沟通和理解等现代家庭文化观念逐渐兴起（Yan，2016；张新辉、李建新，2019）。在现代化浪潮下，由于人口老龄化、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变迁的共同作用，家庭代际传统“反馈模式”（费孝通，1983）的互哺功能和传承功能呈现急剧弱化态势。

与此同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为解决养老问题提供了物质保障，使得社会成员在养老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与选择方式。目前我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实现了制度“全覆盖”，特别是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水平不断提升，到2020年已经实现了“16连涨”。从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看，无论是社会化机构养老还是居家养老服务，均在政策推动下快速发展，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照护需求。社区养老与机构养老弥补了家庭养老的不足，进而形成人们复杂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家庭不再是唯一承担养老育幼传统功能的结构主体。

人口快速老龄化，城市化与工业化并进，再加上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预期寿命，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2019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数达到2.54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18%，而65岁以上老年人已超过总人口的1/8（国家统计局，2020a）。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增长速度快，抚养比高，将是未来半个世纪我国人口的新常态（李建民，2015），养老压力日益增大。

与农村家庭结构相比，城镇家庭结构的变化进程更为迅速，养老保险制度更加完善，因此呈现出更为剧烈而深刻的变迁。现代化变迁既宏观地作用于一代和多代人，也带来了巨大的个体差异，进而产生深远影响。在城镇家庭变迁过程中，代际关系变化与社会化养老之间并不是单纯地对立或替代，而是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家庭代际关系与养老模式的变迁也不是单一的线性模式，而是一个张力与团结、多样性与变动性并存的过程，在不同情境下会产生多样化的交互与组合。现代化变迁中家庭代际关系变化将如何改变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与预期？养老保险为老年人及其家庭带来了怎样的影响？代际关系、个体现代化差异与养老保险又将如何共同作用于老年人的生活，影响老年人的养老预期？这些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二、研究框架：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对社会成员而言，家庭保障是一种内生的基础性保障，以代际关系理论解释老年人的养老问题是一个重要话题（熊跃根，1998）。家庭养老是我国老年人的重要养老方式，家庭承担着厚重的养老期望。然而，现代化变迁引发的家庭结构、代际关系和孝道观念的变迁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冲击，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力量逐渐显现。研究表明，虽然以家庭为主的传统照料模式依然是老年人照料需求模式的主体，但社会化照料模式已被部分老年人接纳（陆杰华、张莉，2018）。

（一）现代化下的孝道观念、代际关系与养老方式

现代化理论被普遍认为是进化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混合物。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变迁会引发个体认知、家庭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导致传统的家庭结构变得松散，子女赡养父母的观念逐渐淡化，代际的凝聚力和支持随之减少，老年人的地位不断下降（胡安宁，2017；马春华等，2011；Whyte，2005）。然而，有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被过度简化，扭曲了现代化对老年人地位和家庭代际关系的现实影响（Aboderin，2004），无论从中国历史还是现实角度看，代际关系既有稳定延续的一面，又有发生变动或被调整的另一面（王跃生，2019）。

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家庭在现代化进程中依然保持着紧密的代际团结。尽管现代化变迁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代际关系的作用，但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依然保持着旺盛生命力，并没有出现孝道和代际关系沦丧的现象（汤一介，2009）。传统文化和责任伦理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行为，不能忽视其对家庭养老的影响（杨善华、贺常梅，2004）。在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情境下，代际关系为抚育—赡养关系和交换关系两种关系并存且互为补充（王跃生，2012）。代际关系中基于血缘的情感和责任仍是家庭认同的基础，个体的自反性行动并未导致家庭的个体化，而是再造了代际责任伦理和团结（刘汶蓉，2016）。所以，虽然孝道观念和代际关系已经弱化，却仍可在家庭养老模式中发挥约束作用（罗玉峰等，2015），家庭养老仍是中国老年人养老的重要方式。

团结的留存并不意味着冲突的减少。相反，在以文化多元、绝对权威消解、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为特征的风险社会情境下，家庭成员间的利益冲突、观念冲突增多（石金群，2016）。代际关系的内容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新态势，这进一步加深了代际关系的复杂性。有学者进一步细分了代际关系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代际互动、代际冲突（王树新，2004）、代际互惠（许琪、王金水，2019）、代际亲密（阎云翔、杨雯琦，2017）以及融合了团结与冲突的代际矛盾（ambivalence）（Park，2014）等。大量研究关注我国家庭结构的变化、代际关系的变迁、孝道文化的转型甚至衰退，特别是一些基于个案分析的研究更多地强调家庭结构的多元化、流动性以及基于个体利益的策略性建构；在代际关系方面侧重于揭示家庭内部的矛盾、压力和结构不平等（刘汶蓉，2016）。

孝道文化与代际关系的转变是制度改革和社会变迁的结果。家庭中的个人还未从前现代的孝道传统束缚中彻底解放出来，就在后现代式的风险压力下更深地嵌入了代际关系之中（石金群，2016）。孝道的内涵逐渐从传统意义上强调父母子女之间的辈分关系和子女对父母的顺从义务，转向相互亲情与辈分权威并存的双元模型，并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无法显著提升子女对父母的劳动力支持（胡安宁，2017），权变孝行模式成为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李琬予等，2014）。基于“责任伦理”，老年人对子女的赡养不到位予以体谅，子女以实现父母对自己的期望作为“孝”的补充（杨善华、贺常梅，2004），从而产生了“孝而不顺”的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杨雯琦，2017），“伦理转向”导致了下位优先分配原则（狄金华、郑丹丹，2016）。因此，由传统思想观念影响的“依赖式养老”受到了严峻挑战，独立于子女的现代化养老模式开始兴起并成为当代养老方式的重要选择。无论缘于主观还是客观因素，家庭的养老功能无疑在逐渐弱化，老年人的照护问题日益严重（于长永等，2017）。

（二）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

社会保障的产生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家庭结构和功能的变迁密切相关，两者存在着直接互动关系（郑功成，2000）。有学者认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建设仍有欠缺（马春华，2016），国家提供的福利尚不足以让老年人晚年生活无忧（林如萍、黄秋华，2014）。

事实上，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正在从长期的试验性改革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近年来的改革体现出全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和可持续的目标方向。2009年，我国开始推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2011年《社会保险法》开始施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也于2011年推行，并于2014年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已基本实现了“全覆盖”。2019年末，全国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为1.23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取待遇人数为1.60亿（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0），两项合计超过了60岁以上人口总数。养老金待遇也有了显著提升。2005年出台的《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规定，根据在职职工的工资和物价变动情况对退休人员养老金进行动态调整，截至2020年已实现了“16连涨”。根据2019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与年初年末参保离退休人员总数推算，当年全国人均城镇职工基本退休金约为40839元。

目前学界有关社会保障与家庭互动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代际经济支持层面，存在“挤入”与“挤出”两种效应。部分研究认为养老保险金的领取会减少子女的经济支持，从而产生“替代效应”（Becker，1974；张川川、陈斌开，2014）。例如，由于城市退休职工能够享受退休金待遇，从而减轻了子女的养老负担，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赡养需求大大降低（王跃生，2019）。但同时，社会保障制度会增加子女的代际支持，从而与家庭养老产生“协同效应”，老年人的福祉得到提升（胡宏伟等，2012；朱火云，2019）。但是仅从代际支持角度，特别是经济供养的角度探讨养老保险的影响是远远不够的。我国是典型的老龄化国家，老年人的健康和精神需求会明显提高（姚远，2001），养老照护需求也会相应提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条件的进一步改善，老年人真正需要子女给予帮助和赡养的年龄已大大推迟（杨善华、贺常梅，2004），因而他们的养老预期值得研究。

养老预期是指人们对自身老年生活的预计和期望（蒲新微、王宇超，2016）。相对于当前养老来源、居住方式等事后结果变量而言，养老预期的变化能够更好地反映养老观念所受到的影响。因为其不仅反映了养老风险化解途径的合理性，而且反映了老年人在面对养老风险时的基本诉求。基于养老预期变化所得到的研究结论具有更好的政策前瞻性，能提高养老规划的合意性和有效性（张川川等，2017）。还有学者讨论了不同职业居民的养老预期和养老方式偏好（蒲新微，2015）、老年人口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聂爱霞等，2015）和养老方式选择（Fu et al.，2017）等问题，人民智库还曾发布“中国公众的养老预期调查”（赵紫燕、黄溪，2017）。然而，在现代化变迁的背景下，将养老保险制度嵌入于家庭结构和代际关系变迁的研究还有待挖掘。目前对养老预期的考察通常分别针对养老意愿、养老方式、经济支持需求等，维度相对单一。

综上所述，学界对代际关系与养老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其理论基础与实证分析对本文具有借鉴意义，但仍有待进一步深化。当前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第一，颇为关注养老保险制度架构等议题，但缺乏对养老保险社会效益的考察，特别是未能追踪近年来迅速扩面的养老保险所带来的影响。第二，相应争论的解释机制往往偏重某一点而不计其余，鲜有研究将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养老预期放入同一图景的综合分析。第三，往往把现代化视为经济社会变迁的宏观背景，而忽视了老年人的自反性与个体差异，未能考虑个体现代化水平差异及其影响。第四，对养老预期的界定较为狭窄，未能对养老与护理方式偏好、赡养预期和养老焦虑进行全面考察。第五，实证研究中定量与定性分析未能有效结合，解释机制分析不够全面。因此，本文将以解决上述问题为出发点和目标，通过混合研究来综合理解这一系列概念之间的关系与影响机制。

三、数据与模型：养老预期的影响因素

（一）数据和变量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现代化变迁下中国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养老需求与主观福祉”（71704181）。调查选取地理区域以及城市规模、等级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显著差异的北京（华北地区超大城市）、武汉（华中地区超大城市）、重庆（西南地区超大城市）和赤峰（东北地区中等城市）作为本次研究的调研地。抽样采用多阶段概率分层抽样方法（PPS），在每个城市抽取三个区，初级抽样单位为市级（含直辖市）行政区。在实地考察、绘制社区住宅或社区活动中心抽样框之后进行分层随机抽样，在街道办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招募或家访老年人，以60岁以上老年人为主，也包括部分50-59岁的准老年人。调查内容包括受访者的个人和家庭基本情况、代际关系、养老预期、主观福祉等。总计发放问卷1400份，回收问卷1371份，回收率为97.93%。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受访者的养老预期。基于前人研究，本研究将养老预期定义为（准）老年人对于养老的期待、焦虑与偏好，具体操作化指标包括养老焦虑、赡养预期、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偏好（详见表1略）。自变量为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其中养老保险的测量较为直观，即为领取养老保险的金额；代际关系的测量相对困难，本研究采用中国老年父母代际关系质量量表（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Quality Scale for Aging Chinese Parents）。该量表包含13项条目，是在修正后的代际团结理论的基础上开发而来并通过实证研究得到验证（Bai，2018），其中包含经济互惠、居住距离、接触频率、思想观念等多项测量指标。个体现代化水平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和调节变量，本研究选用中国老年多元个体现代化量表（Multidimensional Scale of Chinese Individual Modernity for Elders）（Bai et al.，2016）进行测量。上述均为成熟的汉化量表，已被相关研究证实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除核心变量外，本文将受访者的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子女特征（子女数、子女经济状况）、经济紧张程度、健康状况及居住城市作为其他控制变量。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的定义和赋值如表1（略）所示。关于被解释变量，受访者的养老焦虑平均值为5.92分，说明我国老年人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养老焦虑。具体到养老焦虑的各个方面，由于退休金的发放有国家财政为后盾，老年人整体上对退休金的焦虑要明显低于对经济和照料问题的焦虑。被访者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简称赡养预期）均值为11.82分，在精神情感方面的赡养预期均值为3.97分，远高于其他维度，说明相对于有形的经济和照料外，老年人普遍期望子女能提供精神和心理支持。在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的选择上，偏好居家和社区养老的占85%，机构养老占15%；偏好居家护理的占68%，机构护理的占32%；偏好家人护理的占58%，非家人（保姆照顾、专业人员上门服务、托老所等）护理的占42%。这表明家庭仍是我国老年人的主要养老场域与结构。

在解释变量方面，被访者年平均养老保险领取额为3.74万元，与我国2019年人均城镇职工养老金水平较为接近。在代际关系方面，从总体上看，受访者代际关系均值为47.56分（每项3.66分），介于一般水平和较好之间。

在控制变量方面，受访者的平均年龄约为68岁；性别比大致平衡；平均文化程度为中低层次；有配偶者占76%，无配偶（含未婚、离婚、丧偶等）者约占24%；人均子女数为2-3人；子女经济状况、个体现代化略高于一般水平，均值分别为3.22分、105.55分（平均每项4.2分）；个人经济紧张程度均值为2.48分，平均经济状况略高于一般水平；健康状况均值为72.88分。

（三）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个体特质的影响

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来估计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等变量对养老预期的影响。回归方程如下：

Expectationi=C+αXi+βCovi+μi（1）

其中，因变量Expectationi表示一系列养老预期，Xi代表解释变量（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Cov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表示常数项，α代表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影响效应，β代表控制变量的影响效应，μi为随机扰动项。表2的五个模型分别展示了解释变量对受访者养老焦虑、赡养预期以及养老方式、护理方式和护理人选择偏好的影响。

从表2（略）可以看出，首先，代际关系对养老预期的各项指标普遍具有显著影响。老年人的代际关系越好，其养老焦虑程度就越低；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更愿意居家护理和选择家人作为护理人。这一结果充分说明代际关系是决定老年人养老预期的重要因素，良好的代际关系增强了老年人对家庭和子女的信任感，降低了老年人的养老焦虑感，使其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和护理。即使在大多数老年人并未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情况下，代际关系依然在形塑养老预期方面发挥了较强的功能，体现出“分而不离”的特征。其次，养老保险会显著降低老年人的赡养预期，领取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这说明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晚年收入的重要来源，也为老年人承担养老机构和专业人员的护理费用创造了条件，极大增强了老年人自身的经济独立性，降低了其对子女的依赖。

除上述核心解释变量外，还有一些控制变量值得关注，显示出老年人的养老预期逐渐从传统依赖向现代理性过渡。社会人口特征、子女特征、个人经济社会地位、个体现代化水平以及地区因素等均对养老预期具有显著影响。（1）年龄越大，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高，越倾向于家庭养老和家人护理。（2）男性的养老焦虑低于女性，且男性更加偏好家人护理。（3）文化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养老焦虑程度越高，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需求越低，越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和非家人护理，对家庭和家人的赡养依赖程度越低。（4）相比无配偶的老年人，有配偶的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居家社区养老和家庭护理。（5）子女数量越多，养老焦虑程度越低，赡养预期程度越高，更加倾向于居家社区养老和家庭、家人护理，这充分体现了子女在家庭养老中的资源性特征。（6）子女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养老焦虑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其他养老预期的影响并不显著。经济紧张程度越高，其养老焦虑程度和赡养预期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家庭和家人护理。（7）老年人养老预期大多取决于自身而非子女经济状况，逐渐从依赖子女向经济自立转变，具有经济理性的特征。（8）健康状况对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具有显著影响，健康状况越好，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说明健康状况较好的老年人具备一定自力更生的能力，对养老的担忧度和子女的依赖程度越低。（9）各项养老预期均受到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显著影响。现代性水平越高，养老焦虑和赡养预期程度越低，也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并选择非家人护理，这说明现代化变迁改变了个人传统价值观和行为模式，对老年人养老预期的影响是显著且普遍的。随着个体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独立自顾”“乐观进取”等个体现代性思想（杨国枢，1989）逐渐深入人心，这使得老年人逐步减少对家庭和子女的依赖，在看待养老问题上更加积极、乐观。（10）养老预期存在地区上的异质性，超大城市与中等城市相比，养老预期存在显著差异。

个人、家庭与现代化变迁之间的影响密不可分、相互影响。在当今中国现代化变迁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趋势下，个体现代化水平受到不断变迁的社会结构与制度的影响（Yang,1998）。赡养预期是养老预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人们对自己的子女为自身提供的代际支持的预期。而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一般比年轻一代的赡养预期更高（Pillemer et al.，2010），通常可细分为经济支持、精神慰藉、日常照料与疾病护理（刘一伟，2016；王琼，2016）。为进一步考察现代化变迁下代际关系、养老保险和赡养预期的关系，本文在对赡养预期的各项分析模型中分别加入了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和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得到如下方程。

SEi=C+αXi+βCovi+γPensioniIRi+δIMiIRi+μi（2）

其中，因变量SEi表示赡养预期（Support Expectation），IRi表示代际关系（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Pensioni代表养老保险，IMi代表个体现代化程度（Individual Modernity），Covi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C表示常数项，γ表示养老保险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δ表示个体现代化程度对老年人赡养预期的调节效应。

在表3（略）的模型6-9中，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个体现代化水平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日常照料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养老保险则显著降低了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精神情感和疾病护理的赡养预期。模型10是对整体赡养预期的考察，其中个体现代化和养老保险的作用延续了上述规律。因而再次验证了个体现代化与养老保险水平越高，老年人对子女赡养的依赖性就越低。

具体而言，在模型6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显著为负，说明养老保险能够削弱代际关系与老年人对子女经济支持预期的正向关系。

模型7中代际关系对子女精神慰藉预期的影响为正，而养老保险、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的交互项以及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为负，但均不显著。这说明老年人对不能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子女持有理解和宽容的态度（杨善华、贺常梅，2004），他们对子女精神慰藉的需求并不是刚性的。在模型8中，代际关系与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显著为负，意味着代际关系对子女日常照料预期的正向影响被高个体现代化水平所削弱。在模型9和模型10中，代际关系与养老保险、个体现代化程度的交互项均显著为负，说明代际关系对子女疾病护理期待和整体赡养预期的正向影响会被较高的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水平削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关键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助于理解老年人赡养预期得以满足的机制。

综上，城市老年人的代际关系对其养老焦虑、养老方式（包括护理方式和护理人选择偏好）以及赡养预期均产生了显著影响。养老保险作为老年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对提高他们的自养能力和经济自主性、减轻对子女的依赖性、转变养老预期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现代社会的变迁，个体现代化水平不仅深刻地影响着老年人的养老观念，而且也对代际关系和养老预期产生了一定的调节作用。养老保险与个体现代化对老年人的赡养预期具有双重影响。下文将通过定性研究对上述机制做进一步分析。

四、独立互惠的代际关系与“自立式”养老预期

为进一步理解我国老年人代际关系、养老保险与养老预期的现状并阐释三者之间的交织互动，课题组在北京、武汉、赤峰、重庆等地对30位老年人进行了定性访谈。通过判断抽样选择有代表性的个案，包括不同年龄、文化、健康程度、经济状况、居住方式与代际关系等。采用“个案逻辑”与“序贯访谈法”来决定样本的选取及数量（Small，2009）。研究者还参与了民政部养老服务事业规划与评估工作，赴街道社区及养老产业公司进行调研，以期以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视角诠释定量结果并为我国养老事业发展提供依据。

（一）现代化变迁与代际关系新形态

中国社会正经历着现代化转型。个体在国家各项政策改变和市场经济浪潮的双重作用下进一步发现和改造自我，形成了强调风险、亲密、自我表达和自我依赖的文化（阎云翔，2013）。现代化转型同样作用于家庭代际关系之中。老年父母既希望与子女保持紧密的情感联系，又希望有相对独立的个人生活。老年人的自理能力是生活质量的核心要素，身体健康是生活独立的基石。“我自己现在可以自理，思维敏捷，能够做饭，不需要别人来照顾”（个案23，男，79岁）。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人们在晚年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取向越强（Dykstra & Fokkema，2011）。一位离休教授表示：“老伴去世两年多了，三个儿子都有工作、有自己生活。我雇了保姆照顾（自己的）生活”（个案12，男，92岁）。除去这些关键因素，个体现代化水平差异对养老预期带来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与前文回归检验结果相一致，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受访者在养老预期方面表现得相对独立，而相对传统的受访者则较为排斥社会化养老和照护方式。

上述状况不能简单归结于“孝道衰落”抑或父母则是家庭关系转变中的受害者、被动承受个体化进程带来的后果（钟晓慧、何式凝，2014）。“孝道”仍然是维系中国家庭关系的核心价值和指导家庭生活的行为原则之一。二者的不同在于，长幼尊卑有序的权威性孝道以及要求子女事亲、尊亲、顺亲的传统价值已受到极大挑战，家庭关系以和谐互惠为目标，父母期待与子女形成融洽互助的关系。受访者普遍认为家庭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甚至表示“年纪大了根本不会去考虑个人利益”，这可谓是“孝道观念再定义与下行式家庭主义”（阎云翔、杨雯琦，2017）的现实诠释。多数代际关系主体在结构和个体之间努力寻求一种平衡，家庭代际关系成为个体抵御风险的最后堡垒（石金群，2016）。回归结果与定性访谈也证实，代际关系越好，父母的养老焦虑越小，未来养老形态也愈发依赖家庭。家庭代际关系具有强大的抗逆力和适应性，展现出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存的新图景。例如，在现代化和技术化浪潮下，个体化与代际关系产生了新型交互，科技发展为看似相悖的自立居住形态与代际情感亲密提供了条件，尤其对于与子女分居两地的老人来说，网络和智能手机有利于提升代际沟通的频次与质量，提升亲密度。“女儿在澳大利亚十年了，我们现在每天都连视频，想说话就说话，反正也不花钱”（个案3，女，61岁），有调查对象如是说。

（二）制度化的养老保险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导致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产生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变迁、人口政策、经济发展，其中制度化的社会养老保险具有重要影响。对于大多数城镇老年人而言，退休金是主要收入来源，是代际团结与经济自立的基石。不少被访者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连年调待表达了满意的态度，期待国泰民安，退休金能够持续上调。他们对退休金的按时足额发放非常有信心。“关于工资（退休金）没什么可担心的，国家每年都自动给涨钱。每月都定时打来退休簿，我们都很有保障”（个案20，女，73岁）。退休职工对于养老保险政策和自身权益福利相当关心和了解。“政府在退休金方面做得很成功，你只要活着就一直发，去世后还能给家属再发三个月”（个案21，男，77岁）。有一位被访者结合时势表达了隐约的担忧，其中体现了集体主义价值观和“知天命”的人生观。“如果国家经济倒退回去，退休金就容易被砍掉一点，现在担心也没用，这不是个人的事情”（个案23，男，79岁）。

现代养老保险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在成为深入人心的固定制度安排后，不但保障和提升了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甚至改变了养老预期以及代际关系对养老预期的影响。养老保险带来的自给自足导致父母对子女的刚性经济需求减少，这极大地降低了老年人对于子女赡养的需求和期待。“有养老金什么都可以靠自己，不用指望孩子，钱在手里，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个案6，男，65岁）。对父母而言，成年子女的赡养由传统刚需逐渐变为弹性支持，常常出现家庭内部资源的下行流动，不少受访者曾经或打算资助子女成家立业，这种资源配置被比喻为“水流下不流上”。但是父母在减少对子女物质要求的同时，或会更加渴望与其进行语言沟通与情感交流，提出代际亲密团结的需求。“儿女养老很重要，不是从经济上，更重要是照顾和关心我们”（个案21，男，77岁）。也或会演变为相对独立甚至疏离的代际关系。“子女就是时不常打电话问候，来都不用来。我有钱能吃能动，老百姓生活就是这么简单”（个案13，男，69岁）。从而可以看出老年父母对子女的情感需求呈现分化。

（三）养老预期中的个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张力

与西方文献相对照，我国的养老问题兼具特殊性与普遍性。

首先，如前文回归模型所示，子女数量与代际关系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多子女能够极大地降低养老焦虑并促使老年人选择家庭照护，这一点在定性访谈中反复得到验证。例如：“子女愿意的话，肯定是子女照顾的好”（个案8，女，65岁），“心里还是希望儿女多来看看，不买东西没事，主要还是陪伴”（个案21，男，77岁）。

其次，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不仅导致老年人对子女为其提供赡养的预期弱化以及养老方式的社会化，而且能够削弱代际关系对于养老赡养预期的影响。面对代际关系调整与养老支持的平衡难题，不少被访者在经济自立的基础上注重自立自主和团结互惠，选择了“分而不离、重心下移”的“体谅式养老”模式。“最理想就是身体健康，孩子住近一点，享受天伦之乐，自己也能有些精神生活和娱乐活动”（个案4，女，62岁）。“自立式养老”既是个体化的结果，也是个体化的原因，更是一种现实选择。在现代化进程中，父母对子女的孝行需求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这一点可以呼应前文回归分析中养老保险和个体现代化在代际关系与养老预期之间的调节作用。

再次，绝大多数老年人期待居家养老，那么谁将是养老资源的提供者？选项趋于未定或多元。事实上，“自立式养老”背后隐含了配偶照护的元素，问卷和访谈结果均显示，80%以上的被访者目前主要是自我照护或配偶照护，子女作为主力照护者的仅占1/8。家庭照护的主要支持多来自于配偶，其次才是子女，配偶对子女照护起到了挤出或替代效应。当前我国老年人需要代际赡养的时间已经大幅推后，关于未来不能自理时期的养老生活，受访者对子女抱有一定期望，但也理解现实中存在诸多瓶颈，保持期待与体谅并存的心态。“子女还得养家糊口呢，不可能辞了工作照顾我”（个案18，女，66岁）。老年人对社会化养老方式也表示接纳，“到时候看情况，儿子儿媳有精力就让他们照顾，不行就请专人来嘛”（个案6，男，65岁）。

最后，定性访谈还揭示了老年人对养老服务所持有的“国家责任逻辑”。出于“全能型政府”（周黎安，2019）传统思维的延续，不少受访者在养老问题上对国家抱有极大期待，有些甚至认为这是“政府义务”。“我们不爱听‘几个年轻人养活一个老人’（的说法）。过去我们创造了多少价值！将来政府对老年人提供基本照顾服务应该是一种义务”（个案17，男，73岁）。“希望将来国家出现一个产业，在社区有专门负责养老的工作人员，打个电话按个铃，就有（人）上门服务”（个案7，男，71岁）。这与受访者对养老保险的信任与依赖几乎如出一辙，也对养老服务社会化发展提出了要求。

（四）能否破解养老服务中的“不可能三角”？

关于社会化照护的形态和方式，通常机构养老似乎是最终选择和最后防线。“我和老伴约定，谁先走，剩下的人就去敬老院，那里条件挺好，也不孤独”（个案24，女，78岁）。但愿望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差距。首先，经济成本是重要制约因素。“北京养老院太贵，好点儿的一个月一万多，押金就得几十万。谁都想去，挣几千的去得了吗”（个案13，男，69岁）。其次，养老院不易满足老年人带有各自特点、习惯的多元化的需求。“大家层次不一样，习惯也不一样”（个案16，男，80岁）。最后，老年人担心会隔断与原有家庭、亲朋和社区的联系。出于对自由度、舒适度、性价比和社会联系的考虑，能够自理的老人基本不会选择机构养老。

自理老人对于“传说中的”社区居家养老更加充满期待，例如老年食堂、上门服务等。“市里有托儿所一样的托老所，我们希望政府在郊区也设立这种机构。现在国家发展快，也许等我们老了就有社区养老了”（个案27,女，63岁）。北京市西城区等地已开展老年食堂试点，对高龄老人有一定吸引力。然而老年人相对节俭且形成了个自生活习惯，面对居家养老服务，首先考虑性价比与质量。因此，虽然养老保险能够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面对养老服务的成本仍是捉襟见肘。未富先老的人口经济国情决定了我国养老适宜走中低端路线。

从长期发展趋势看，养老照护模式将逐渐朝向社会化养老方式转型，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将选择由专业人员提供部分照料，而家庭提供辅助支持和保障功能，形成半融合、半替代的养老照护方式。民众期待国家承担更多养老责任，着力发展养老事业，提供高质平价的社区居家服务。然而，结合民众需求和对民政部与基层社区工作人员的访谈，作者认为当前养老照料中存在一个价格、质量和数量的“不可能三角”，无论是家庭养老还是机构照护，养老服务都很难同时兼具完备、优质且平价的优点。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剧，高龄老人比例不断上升，护理需求也会随之上涨，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就会浮出水面，成为考验家庭经济实力、代际关系和养老服务建设的重大问题。

那么优质普惠的养老服务是否遥不可及？课题组曾深度调研过一家上海民营养老服务公司，其理念为“养老，在家就好”（Ageing in Place）：通过在城市社区开设小而精的照护中心，就近提供康复式日托、上门服务、术后康复和喘息服务等多种照料服务；通过开发智能养老产品和服务需求监测汇报系统，提高照护效能并节省人力成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成本优势在于政府提供了低价场地并结合长期照护保险试点政策来刺激消费，因此能够部分克服“不可能三角”。综上，养老服务领域的发展出路在于深化“放管服”以纳入市场力量，结合科技发展培育养老服务领域的优良机构。

五、结论与思考

基于定量与定性的混合研究，本文得以揭示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在现代化社会环境和全覆盖的养老保险制度环境下所展现出的韧性与弹性、团结与张力并存的新图景。父母与成年子女建立起了变革形态的代际团结，其中蕴含了经济理性、独立自主和团结互惠等重要元素。不断扩面和提升的养老保险待遇使得经济自立成为可能，作为一个新兴的重要因素，与代际关系和现代化变迁共同形成交互作用，塑造了当代老年人“分而不离、重心下移、团结互惠、经济理性、自力更生的体谅式养老模式”并形塑了社会化养老与家庭支持并存的养老预期。

养老是我国的重大民生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对于我国“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21世纪上半叶持续加深，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于2026年前后超过3亿，2035年将超过4亿，2055年达到峰值4.88亿，占比将达到35.6%（United Nations，2019）。预期寿命不断延长、高龄老人比重的不断增加，并且伴随身体和认知功能的下降，导致养老保险和照料护理的压力与日俱增。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指引下，本研究对理解我国家庭代际关系变迁和养老问题具有如下意义与启示。

第一，我国社会过去几十年的变革虽然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但家庭仍然是社会的基本单元，关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因此家庭建设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安宁，2017）。我们需要顺应孝道文化的现代化变迁趋势，做到继承、更新和发展并重（邬沧萍、谢楠，2011）。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承继传统孝道文化中尊老敬老的总体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要以平等对话、情感理解等现代化平等思想取代等级和服从观念，塑造新型孝道文化并构建优质代际关系，实现家庭内部的代际支持互惠，提升整体福祉。

第二，基本养老保险是大多数城镇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他们独立自主的基石。因此，保证基本养老保险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此外，国家还应积极发展养老保险的第二和第三支柱，适度提升养老保险水平与可持续性（郭瑜、张寅凯，2019），以进一步夯实老年人的经济基础，减轻国家社会保险基金负担压力。

第三，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深度发展，养老服务业的需求和压力都将不断释放。政府应着力引导养老事业发展，与社会、市场和家庭共同优化资源配置，以克服养老照料“不可能三角”。养老服务业发展推进的过程也是政府实现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作为养老服务事业的责任主体和养老服务产业的监管主体，政府如何在“放管服”改革中寻求“有效职能”，合理引入市场和社会力量提供优质服务，是提高老年人福祉的关键问题。此外，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利用科技进步推进智慧养老，以节省人力成本，提高照护效能。

本文从代际关系和养老保险的角度关注城镇老年人对未来养老的预期，探讨现代化变迁背景下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两者之间并存和相互补充的关系，对验证和扩展既有的代际关系理论进行了探索。文章分析了家庭代际关系对父母养老预期的影响，探讨了养老保险待遇获取对于老年人代际关系和养老预期的影响，向前延伸了养老保险社会效益的研究，使理论解释更为贴近实际情况，这有助于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展望未来，研究工作应当进一步扩展到农村，结论将会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另外，本文重点从父母一方来探讨代际关系和父母对子女的期待，未来的重要拓展方向是与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孝行结合起来，以描绘当代中国代际关系的双边图景。

来源：中国社会保障学会 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I2icyzboQYcUrDAiWYHpsw 发表时间：2021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