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去的“5.20”，登记结婚的人不少，错过了今年的“2020.02.02”，好不容易等到疫情和缓，人们不会放过“2020.05.20”。

但就在前两天，另一条热点新闻闯入公众视线：深圳4、5月份爆发离婚潮，离婚预约排号爆满，有离婚念头的夫妇，至少要等到一个月后才能“兑现”。

据当时的报道，深圳在4月内结婚登记总量为4160+27(涉外)对，离婚量则达3514+10(涉外)对，离婚总量达到了结婚总量的84%。而历年，深圳离婚总量一般不会超过同期结婚总量的三分之一。

目前，登入广东省婚姻登记网上预约系统查询可看到，离婚可预约的最远日期为6月18日，而深圳市各区的离婚剩余预约量均为0。

当然，这样抓眼球的数据不得不令人警惕。就在“离婚潮暴涨”的消息刚过一天，有媒体记者整理发现，很多市民预约婚姻登记之后旋即又放弃办理。不需要等到一个月后，甚至早上申请离婚，下午就反悔。

而真正“冷静”下来，才看得到事态全貌：今年2、3月的长期隔离，使得离婚手续办理不得不延迟、堆积，才有了4、5月份集中爆发的“离婚潮”。

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近月登记结婚的数量也在减少。据统计，深圳结婚的对数从去年的11371下降到9062，下降幅度为25.5%。

但纵然如此，整体上看，这半年来，我国的离婚率的确是大大提升了的。

就前文提到的深圳来说，罗湖区婚姻登记处主任李少忠直言：从2月10日罗湖区婚姻登记处开始上班以来，前来离婚的几乎天天爆满。

长达小半年的隔离，把正常的时间秩序打乱了，不少人对家庭、爱情和社交关系，都多少获得了新的发现和理解。

如果说“520”是一种仪式感心理，“排号离婚”则更像近期被反复提及的“报复”心理。同一屋檐下，少了距离感、私密感，生活琐事囤积矛盾，一点就燃。

自然，“报复性”的说法只是投了疫期的巧。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更多的婚姻散伙，必然是成年人理智考量的结果。无论有没有这次疫情，该离还是得离，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但终究，疫情都提供了契机，让人们有更多冷静思考的时间，去审视一段关系。

将视线放长一点，近几年内，我国的离婚率的确逐年上升，“离结比”（离婚对数/结婚对数）亦呈增长。据民政部2020年第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的数据显示，我国结婚率自2014年逐年下降，2019年结婚登记947.1万对，较上年少63万对。

同时，离婚率则已连续15年上涨，从1987年最开始的0.55%上升到2017年的3.2%。2019年，全国共离婚登记415.4万对。

似乎是为了应对越来越“草率”的离婚，“离婚冷静期”被列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半年前正式公布。

不断走高的离婚率，呼吁理智对待婚姻的“冷静期”，无不呈现出一个现象：当代人对婚姻的热情和信心在消减。我们真正来到了萧伯纳所说的“离婚同结婚一样容易和方便，一样成为私人的事情”的时代。

“疫情让我们‘绷不住了’”

结婚七年，何茗第一次想以离婚来结束这段褪淡的感情。

隔离期间，丈夫每天早晨睡到10点，一天，何茗有点不高兴了，自己也不知为何，心里堵着一股怨气，大半天都板着脸。中午，她和孩子去午睡，丈夫自己做自己吃，何茗醒来后发现厨房水池里堆满了没洗的锅碗，她顿时火冒三丈，丈夫也急躁，吵着吵着，两人“直奔离婚了”。

何茗明白了：导火索从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就是那些鸡毛蒜皮，折射出婚姻的“一地鸡毛”。

“他（丈夫）想要的幸福就是谁都别管他，想睡就睡，想起再起，想吃就吃，想动再动；他照顾孩子，就是高兴时抱过来不管孩子乐意不乐意亲上几下，然后扔到一边自己玩儿；他陪老婆，就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谁也不要打扰我。”何茗说。

有挺多朋友不理解她，“至于吗？我和丈夫也都是放假睡到十点、十二点，不想洗碗就堆着，两个人都是随心情做家务，躺尸到天黑。”

何茗站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想状态，似乎是不至于。但是她的理想婚姻，是规律的、干净的，是“一家三口一起吃喝玩睡，一起散步一起旅游。”

过去两个月，一场疫情让他们朝夕相对，她终于“绷不住了”。

然而，登记的离婚日期还没到，两人不得不继续一起生活。前两天，有朋友来家里做客，丈夫表现很勤快，这让何茗“又有点犹豫了”。

“唉，女人！”她叹气，朋友劝她：“那就再想想吧，想想孩子。”

隔离，并不是就此让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彼此割裂了，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但在看不见的很多旮旯，或许也上演着异曲同工的剧本。

如莉是一个湖北三线小县城的基层护士，与丈夫结婚快十年了，有一个五岁的女儿。

她记得清楚，前两年怀孕时，自己还在医院上班，所以都是一个人去产检，“他（丈夫）一次也没陪过我”。

孩子生出来是个女孩，如莉总觉得夫家人不是很喜欢。“我剖腹产，伤口疼，奶胀，他都当没看见一样。有时上厕所突然耳鸣，我喊他，他睡床上没听到一样，离婚的念头一次次涌上心头。”

休产假期间，如莉想要200块钱买条裤子，丈夫没给她。她不是没想过离婚，只是和很多女人一样，更多想到孩子。

他们吵过，甚至打过，最令她失望的一次，是丈夫背着她偷偷打了5000元给前女友。“那段时间他说没钱做生意，我给了他3万元。我彻底死心了。”

“直言不讳地说，我嫌他穷。我们好几次争吵都是因为钱。”如莉恍悟，她积压在心底的抱怨和不满，或许不全是这段时间丈夫的冷淡。这一“恍悟”让她既羞赧又清醒了。

疫情的爆发，是点燃离婚决定的最终导火索。

2月份，如莉所在的医院征集自愿去隔离病房的护士，她故意询问丈夫意见，对方轻描淡写地说：“你去吧。”

“我让我同事们发给自己的老公，没有一个说让自己老婆去的。”如莉有点委屈。

鉴于家里有孩子要照顾，加上自己身体不是很好，如莉后来还是没有去当医院志愿者，但这段时间让丈夫的冷淡愈发凸显出来，她心里多年来悬着的一线希望，彻底断了。

武汉的罗小姐和丈夫是网恋认识的，两人交往十年后“奉子成婚”，预产期正是在新冠疫情爆发前。

生产后，罗小姐和先生、婆婆，及她自己的父母被迫困在同一屋檐下，2个月的时间内，产生了很多口角、矛盾，一家人彼此积怨颇深。

武汉开城后，罗小姐和丈夫孩子、婆婆一起回广州生活，谁知刚到家，她就和丈夫爆发了剧烈冲突。丈夫勃然大怒，把家里砸了“稀巴烂”。罗小姐正在哺乳期，受到惊吓后连续几天奶水不足，但她没忘把整个冲突过程用录音、照片记录了下来“当证据”。

孩子刚出生三个月，预想中的美满家庭没有出现，反倒是勾心斗角、防备和伤害，构成了刚新生父母生活的全部。

罗小姐现在唯一纠结的，是到底要现在离，还是等哺乳期过后再离。

特殊时期的亲密关系

许多人唏嘘：没想到是疫情让我看到了婚姻的本质——或者“看到了他/她的本质”。

周然在深圳罗湖区婚姻登记处担任离婚调解员，疫情期间，她见过因一副扑克牌执意离婚的夫妻，也见过因无话可说感情消淡最终走向解散的夫妻。

“但每件琐碎的生活小事背后，都有积重难返的感情危机。”周然总结。

当人们在特殊情况下被迫日夜紧密相处，两个人的生活高度重叠、碰撞，一段感情的浓度和密度，可能上升，也可能因过溢而溃烂。

十二年前的汶川震后，就曾有社会学者分析：“地震后，四川人更愿意反思生命的意义，更重视生活的幸福度，更关注个人的感受。在对婚姻产生怀疑时，更愿意果断选择离婚。”

共患难未必定能巩固一段感情，灾难后，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婚姻不能“维稳”，而是要“求美”，当幸福不再，亲密关系从享受变成忍受，离婚，似乎就不再是那么苦大仇深的决定。

日本媒体甚至发明了“新冠离婚”一词，表达因疫情而膨胀的婚姻矛盾。月访问量激增的日本网站“丈夫Death Note（死亡笔记）”上更新着新冠疫情期间来自妻子的“诅咒”。

十年前的泰国电影《永恒》以一种超现实的讲述方式，描绘了一段极端条件下的爱情消逝。两个人受情欲所驱，跨越了道德伦理的防线，不可自拔地爱上对方，他们被惩罚用铁链永远锁在一起，两人本还庆幸：可以永远与对方在一起不会分开了。

然而，随着时间流逝，“铁链”真正“锁死”了他们的感情：二人逐渐相看两厌，所谓“爱情”丧失活力，渐渐腐坏。

有评论说，片中的“锁链”就像是现实中的一纸婚书。

台湾艺术家谢德庆用一部名为《绳子》的艺术实验作品，也探讨了类似话题：与伴侣365天形影不离，会怎样？

谢德庆用一根8尺长的绳子，将自己与女艺术家绑于腰间，这一年中，两人无论做什么事都紧密挨在一起，绝不分开。一年结束的时候，两人谁也不愿意再多看对方一眼，决然转身离开。

“绳子”和“锁链”都试图从人类的亲密关系中提炼出某种共性：当两个人无限接近，也就形似于无限消解自我。隐私没有了，自由没有了，感情崩坏的危机与日俱增。

老生常谈的“距离产生美”一说并不过时，我们越是享受亲密，越是需要私密。

王尔德说，“男女因误会而结合，因了解而分开。”给爱情下了一个略显夸张的定罪：误差。

婚姻像链条，像坟墓，它越来越不能代表爱情，也越来越不能定义爱情，这早已不是新鲜说法。甚至已经有一些社会学家预测婚姻在人类社会未来终会消失，比如李银河教授就发表过“现代婚姻制度终将消亡”的观点。

有人认为爱情比婚姻苛刻，有人认为婚姻比爱情复杂，但究其根本都强调了一种形态：越是具体、牢固的亲密关系，越有可能给人带来无法承受的“散场”成本。

散场，也需要冷静？

结婚是一段关系的建立，离婚则是一种关系的解散。

中国人似乎对“散”有种天然的悲剧意识，对“合/和”则本能地支持。历来也有“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尚合意识，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婚姻和家庭，仍是最合适的幸福容器。

于是人们呼吁：在结束一段关系之前，应当尽可能充分“冷静”。于是有了对去年12月底民法典“离婚冷静期”提案的热议。

但舆论对该方案的反馈似乎充满了质疑，反对声音主要来自对家暴的不适用。

广东天穗律师事务所的梁聪律师拥有300多起婚姻家事案例经验，他认为，“所谓‘冷静期’，本质即是违约期。”

“只要双方的婚姻关系没有正式解除，所谓‘冷静期’就给了一方违约和反悔的机会。”在梁律师看来，该政策出台的初衷是好的，但的确可能给家暴留下空间。

如果另一方要离婚，施暴方不同意，加之法院判决离婚之难，受害者要摆脱家暴和这段不幸的婚姻，就要付出极大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所以，“冷静期”的根本弊端，还在于抬高了当事人离婚的成本。

梁律师认为，每个当事人在起诉离婚或者想离婚之前，其实都已经历过了无数个“冷静期”。“但今天社会的趋势是，离婚、结婚的成本都很低，但离婚比结婚其实更难。”

如果想逃离一段不幸的婚姻，需要经过对方的批准、民政局的批准和法院的批准。而离婚协商常涉及到财产债务的分配、承担，及孩子抚养权的归属、大量繁琐的协商谈判等等。

但在我国现行的司法实践中，诉讼离婚里判不离的概率非常之高。

司法机关出于种种考量，压低了第一次起诉成功的概率，而第二次起诉也要等到第一次判决书生效6个月之后，这也是为什么家暴在离婚案件中往往难以执行，受害者常年置身水深火热。用梁律师的话来说——“某种程度上剥夺了人们离婚的权利。”

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19日，全国人大代表蒋胜男透露其准备建议删除“离婚冷静期”条款草案的决定。

蒋胜男对南风窗记者分析，不管是冲动结婚还是冲动离婚，成年人均属有义务与责任承担自己行为造成的结果。即便离婚后反悔，在所有离婚案例中也是极少个案，且法律也有复婚的途径以供选择。

据《2016年中国婚恋调查报告》等相关调查，闪婚闪离、草率结婚离婚的人不足5%，绝大多数人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婚姻大事的。而“离婚冷静期”人为地提高了离婚的时间成本、诉讼成本和其他附加成本。

“（‘冷静期’）间婚姻双方很可能因为财产、抚养权等问题反悔并重新激起矛盾冲突。离婚延宕难决，双方就会长时间无法静心投入生产和生活，工作、学习、育儿等诸多方面都会受到负面影响。”蒋胜男强调。

北京从业18年的律师任飞帆也认为该条值得商榷。在她看来，“离婚冷静期”就像“少数人得病，全体人吃药”。“当两个人已经做出离婚决定，其实婚姻中的裂缝和漏洞就已经不可逆转了。”

任律师提到，北京还专设了一种“诉讼离婚快速通道”，本来适用于在京离婚的外籍人士，让他们可以尽快申请法院开庭，在最短时间内（甚至是当天）拿到离婚证，是真正意义上的“快准稳”诉讼流程。

除此之外，任律师还发出疑问：“如果协议离婚需要冷静期，那准备领证的两个人需不需要冷静期呢？为人父母之前，需不需要冷静期、培训期？”

这一点契合了很多公众的担忧。甚至有人戏谑：如果结婚和离婚一样，也设置一个“冷静期”，大概就更不会有人结婚了。

来源：南风窗，https://mp.weixin.qq.com/s/5R-TT412cHGx9YF_A_9rJg 发表时间：2020年5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