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方刘:从反封建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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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背景下,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依然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重要的历史使命。但自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之后,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文化大革命”时期更是形成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党内宗派集团,在反帝反封建的口号下不仅没有把封建主义反倒,反而使其沉渣泛起。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扫清思想障碍、减轻外来文化在中国传播的阻力,更好地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也必须对封建主义进行批判。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经历了从反封建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

一、反“西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超过了反封建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存在的官僚主义、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等诸多弊端入手,深入分析了继续反封建的必要性,指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分析“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时也指出:“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决议》是在全党上下反复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充分说明反封建是党内的共识。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虽然提出要“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分为“文化建设”和“思想建设”两个方面,却没有提到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学术界对于反封建的号召积极响应。黎澍在分析“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认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李泽厚认为:“从50年代中后期到‘文化大革命’,封建主义越来越凶猛地假借着社会主义的名义来大反资本主义,高扬虚伪的道德旗帜,大讲牺牲精神,宣称‘个人主义乃万恶之源’,要求人人‘斗私批修’做舜尧,这便终于把中国意识推到封建传统全面复活的绝境。”与此同时,大量西方文化被介绍到中国,出现了“萨特热”“弗洛伊德热”“尼采热”等一波又一波“西学热”,不仅出现了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而且出现了“西化”甚至全盘西化的思想倾向,有些人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西方的价值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1988年央视播出的6级政论片《河殇》公然宣传中国的“黄色文明”必将让位于西方的“蔚蓝色文明”,这就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构成挑战,并在事实上引起社会思潮的混乱。1996年,江泽民曾分析到:“我们把大门打开了,好的东西进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也会进来,敌对势力也乘机做文章。西方国家一直没有放松在思想、政治、文化、宗教等方面对我们施加影响和进行渗透。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国际敌对势力自以为得计,声称他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妄言社会主义国家将很快在地球上消失,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战略。”

邓小平在提出反封建时就辩证地指出:“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要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封建主义遗毒的表现进行具体的、准确的、如实的分析。……也要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不要又是一阵风,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说成是封建主义。”“决不能丝毫放松和忽视对资产阶级思想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批判,对极端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批判。”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现在有些同志对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地盲目推崇。对于西方学术文化的介绍如此混乱,以至连一些在西方国家也认为低级庸俗或有害的书籍、电影、音乐、舞蹈以及录像、录音,这几年也输入不少。这种用资产阶级没落文化来腐蚀青年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了。”自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反“西化”在重要性和紧迫性上都超过了反封建。1986年9月28日,邓小平在《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开头就强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的最多,而且我最坚持。”在被称为他的政治遗嘱的“南方谈话”中没有提到“反封建”,但提到要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保持高度警惕并进一步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20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20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指导思想,反“西化”当然也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从思想渊源上说也来自于西方;如果从民族文化主体性出发,显然有助于反“西化”,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反“西化”的重要文化资源,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邓小平曾总结“十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进一步提出要对广大青年加强国情教育,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因为“他们中不少人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因此也就不可能了解改革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幻想在一夜之间把西方的物质文明搬到中国土地上,比较容易接受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宣传”。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反“西化”的关系,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如何在扩大对外开放、迎接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情况下,吸收外国优秀文明成果,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精华,防止和消除文化垃圾的传播,抵御敌对势力对我‘西化’‘分化’的图谋,这是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认真解决的历史性课题”。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把反封建纳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之中,较少提反封建而更多地提反“西化”。

当然,传统文化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会有些过时的东西,直至今日我们仍然要继续反封建。2018年3月10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重庆代表团报告审议时指出要防止封建腐朽道德文化沉渣泛起;也仍然要肯定改革开放以来西方文化的引进极大地推动了当代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果。但当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仍不得不面对“西强我弱”的局面,反“西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超过反封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是反“西化”的重要文化资源。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了令世人震惊的“中国奇迹”,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虽然我们党始终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但事实上存在“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不完全匹配。而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进程。“一个民族只有在努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特色,才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进入21世纪以来,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了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并指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要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与反“西化”相关,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中国领导人在对外交流中越来越喜欢用中国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不同来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差异,把姓社姓资的意识形态问题转化为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问题,从而更容易让西方国家接受。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指出,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中国在自己发展的长河中,形成了优良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些传统,随着时代变迁和社会进步获得扬弃和发展,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2006年4月21日,胡锦涛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中也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2014年6月5日,习近平同样指出:“正像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花朵都变成紫罗兰这一种花,我们也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历史遭遇、现实国情的国家都采用同一种发展模式。”

中华文明不仅在历史上曾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也可以为化解当前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重要启示。文明冲突论认为,未来世界的冲突将更主要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而中华文化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文明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特点不同,不同文明之间应该求同存异,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冲突。在中华大地上56个民族大团结,中国的本土宗教与外来宗教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和睦相处,相互依存、相得益彰。习近平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日益彰显

文化是对政治和经济的一种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全党的工作中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也由反帝反封建转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日益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重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实践依据。围绕新的历史使命、特别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提出要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首次采用“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一概念并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孙中山提出“振兴中华”到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一直沿用这一深入人心的口号,虽然“复兴”与“振兴”都是承认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的辉煌与苦难,但“复兴”本身就是对历史传统的一种肯定。此后,我们党越来越多地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凝心聚力的奋斗目标,十八以来,更是形象地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化喻为中国梦。如果说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反对“西化”更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工具理性,那么通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文化问题上的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统一,因此,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是工具主义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即使实现不了“治国平天下”的夙愿,也坚持“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人生信条;尤其是近代以来,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在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励下筚路蓝缕、上下求索,长期以来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可以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力。有学者认为:“进入90年代以后,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调整或改变,一是1989年***促使中共中央高度警惕西方‘和平演变’中国,如何有效地抵御‘西化’成为执政的重要课题;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面对人们价值观选择的多样化现实,如何或拿什么才能最有效地凝聚人心。在这一背景下,爱国主义越来越成为中共动员和凝聚社会的政治旗帜。”江泽民在1990年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重点谈了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传统,需要广泛深入地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这种教育要从少年儿童抓起。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都要认真学习和了解祖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的历史。”党的十六大要求“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深化对文化民族性和时代性的认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比较重视文化的时代性。毛泽东指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从文化的时代性界定中国传统文化,而且主基调是“否定”,因为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仍然沿用“民主”与“封建”作为区分传统文化精华和糟粕的标准。但如果仅仅从时代性界定中国传统文化,很可能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视为新文化和旧文化;科学文化与封建文化截然不同,它有利于反封建但不利于反“西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由反帝反封建转变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越来越重视文化的民族性。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把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放在“时代性”的前面,主基调是“肯定”。习近平经常用“历久弥新”一词称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这不仅把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甚至更加凸显了民族性。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时,一个重要的国际背景是要破除对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他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主义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但到改革开放初期这种外部压力没有了,而且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封建主义确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所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并没有特别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文化意义在于它化解了源自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之间的文化矛盾,否则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就不能生根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这也是毛泽东当年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给以总结承继的根本原因之一。随着“西化”思潮的兴起,特别是“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提出:“用马克思主义阐释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来丰富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得更紧密,使马克思主义更加鲜明地带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对“小康”理想的新阐发、江泽民对“与时偕行”思想的新转化、胡锦涛对“以人为本”传统的新发展,成为继毛泽东对“实事求是”改造后的新典范,也深化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特色”的理解,建立在五千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成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好诠释。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宣传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做到“四个讲清楚”,并且提出“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等三个方面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

此外,肯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根基也是对文化保守主义进行批判和引导的需要。继上世纪80年代“西学热”之后,90年代兴起了一波又一波“国学热”。季羡林在90年代初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西方文化或文明已经繁荣昌盛了几百年了,到了今天,在很多方面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看来是面临衰微了。代之而起的必然只能是东方文化或文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恢复或者新建了国学院,出版了《原道》《中国儒学》等杂志,开设了“儒家网”“中国儒学网”等网站,并且出现了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从狭隘的“夷夏之辨”或者儒家“道统”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异族文化,传入中国之后截断了传统文化的“道统”,既不能解决发展问题、更不能安顿中国人的生命,进而提出要全面复兴儒学或者儒教。“面对今天西方文明的全方位挑战,必须全方位地复兴儒教,以儒教文明回应西方文明,才能完成中国文化的全面复兴。”近年来有人甚至进一步提出“儒家宪政”“贤人政治”“回到康有为”等政治主张。文化保守主义虽然客观上对“西化”思潮有一定的抑制与对冲作用,但也从另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指导地位构成挑战。

“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荀子·大略》)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与逻辑已经充分证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圣”并不能直接开出现代社会所需要的新“外王”,正因为如此,中国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不仅没有导致中华文化“道统”的断绝,而且通过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自觉担当起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在这里不仅提出要“继承”,而且要“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已经实现从重视“破”到重视“立”、从重视“批判”到重视“继承”的转变。十五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列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项基本内容,并明确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指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两种文化身份和文化使命,从此中国共产党更多地用“传承”而更少用“继承”。习近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从反封建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根据实践基础和时代条件的变化,科学、辩证地对待传统文化。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传统文化观的历史嬗变,对于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更加自觉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也有利于深化对习近平传统文化观的理解。

来源:微信公众号思想火炬,https://mp.weixin.qq.com/s/f03Vf0KFHaPAsDgEaqkoow 发表时间:2020年5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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