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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可金:走出“冷战思维”——中美正塑造国际政治的新战线

作者: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发布日期:2020-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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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2020年的新十年起点上,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前景,新冷战时代是否已经到来,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战略判断。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阶段,究竟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新现实”,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在步入“软战时代”,而不是新冷战时代。软战时代的世界政治纷争将越来越沿着软性政治的分界线而展开,有关各方将围绕真理和道义标准的不同理解而角逐。美国国内“新冷战论”的主要对手其实并非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是美国自身在战略思维上走不出“冷战思维”的迷惘和困惑,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新战线,昭示了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趋势,值得深长思之,决不可简单批判了事。

近年来,中美关系跌宕起伏,引发了国际社会的担忧。尤其是2017年年底以来,美国特朗普政府接连发布《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印太战略报告》等战略文件,首次将中国称为“战略对手”和“修正主义大国”,并誓言采取措施应对新形式的“经济侵略”,释放出战略竞争的明确信号。美国一些政客,比如副总统迈克·彭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白宫贸易与经济事务顾问彼得·纳瓦罗在各种场合无端抹黑和指责中国。

美国政府在经贸、汇率、高科技、南海、台湾、香港、西藏等众多问题上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挑起摩擦,不断采取若干升级行动,中美关系呈现出战略竞争尖锐化的迹象。

面对中美关系种种负面声音和中美争端的不断升级,国际舆论开始忧虑世界可能陷入“新冷战”的灰暗前景。2018年以来,美国一些主流媒体,比如《华盛顿邮报》刊文称,贸易战让人担心随着美中在经济上正逐渐走向某种“分道扬镳”,两国或将陷入一场“经济冷战”。美联储前理事凯文·沃什表示担心美中关系“可能像尼克松访华前一样糟”,认为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正陷入一场真正冷战的风险”,只不过与美苏的核僵局不同,新冷战意味着经济对峙。《经济学人》杂志在2019年5月、2020年1月发表的社论文章认为,中美新冷战已经开始,即使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中美朝向“新冷战”的前景迈进已经是确定无疑。事实上,关于新冷战的讨论在舆论界绝非主流,《大西洋月刊》就刊文认为中美两大经济体的纷争并非是一场冷战,而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纠纷正将全世界带入一种灰色的“未知领域”。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杜大伟认为,“同中国展开新冷战绝非美国主流观点”,但他也认为美国政府中的确存在着一个小集团,希望看到美国同中国实现脱离接触。那么,站在2020年的新十年起点上,到底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前景,新冷战时代是否已经到来,这既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战略判断。

战略共识已经解体

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所以最复杂,是因为两国在基本国情、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上存在巨大差异,且两国都是具有独立主见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如何处理中美关系要看时代潮流,看世界大局,看国家战略方向,不能拘泥于一时一地之得失。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美关系就始终受到时代潮流、世界大局和国家战略方向的根本制约,需要在这些重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上达成共识,否则无论两国领导人和政府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都不可能成功。反观历史,中美关系的发展始终受到此种战略共识的制约和牵引。归结起来,可以划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战略对抗(1949—1979)

在这一阶段,整个世界为冷战阴云所笼罩,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领导下,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刚刚在革命胜利中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美国则坚定其自由资本主义的梦想。无论是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局,还是国家战略发展方向,都决定了中美无法走到一起,两国深刻受制于冷战对抗的大背景。尽管当时以毛泽东、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与美方努力争取,派遣黄华与时任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进行接触,商讨司徒雷登北上的问题。

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美国政府最终放弃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机会,司徒雷登被美国国务院召回。1949年8月19日,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别了,司徒雷登》,文章写道:“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这一表态表明中美合作的大门已经关闭了。其实,早在此前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就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得出结论:“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在当时的时局下,尽管可以尽最大努力争取与美国关系缓和,但美国是靠不住的,对美国不能“抱有幻想”,“美国确实有科学,有技术,可惜抓在资本家手里,不抓在人民手里,其用处就是对内剥削和压迫,对外侵略和杀人”。在整个世界两极对抗的背景下,中美阶级基础不同,决定了中美关系必然呈现出对抗特征。因此,是冷战决定了中美关系对抗,而非中美关系对抗引发了冷战,在美国的战略界也是持有此种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美战略对抗就是中美双方在当时背景下的“战略共识”。

第二阶段:战略合作(1979—2009)

20世纪70年代以后,美苏战略缓和倾向日益明显,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不可遏止的时代潮流。在这一时代潮流下,整个世界正在突破壁垒分明的两极对抗格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阶段,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削弱了欧美发达国家的力量,欧洲一体化和日本谋求自主的势头不断上升,美国对盟友的领导力逐渐下降。同时,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作风也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中苏论战之后两国两党关系出现深刻裂痕,1969年爆发的珍宝岛冲突更是严重恶化了中苏关系。此外,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掀起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斗争风起云涌,深刻地改变了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

从国家战略方向来看,中国加入联合国后,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实现在世界舞台上“站起来”,面临着“富起来”的新使命,希望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以打开通往发达世界的大门。尽管美国坚持走自由资本主义道路的决心没有变化,但面对盟友日益独立的倾向和苏联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美国也希望在地缘政治上得到作为亚太地缘政治大国中国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世界格局和战略方向的推动下,中美两国均确立了“战略接触”的方针。从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到卡特推动中美正式建交,一直到2001年美国同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美国战略界的主流认识是通过接触中国实现对中国的“驯服”(Taming China)。从中方的战略认知来看,主流的看法也是“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从邓小平到江泽民、再到胡锦涛,中国领导人对中美战略接触的认识是很明确的,集中体现在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上,暗含着中美战略基础是存在着“时间窗口”的,中国对美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尽量维护和延长“战略机遇期”,这也是中美战略界的一种“战略共识”。

第三阶段:战略竞争(2009年至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美国的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受到削弱,“华盛顿共识”在世界各地受挫,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美国对盟国的领导力和吸引力相对下降。相比之下,中国在2008年举办了有特色高水平的北京奥运会,引发世界高度关注,中美力量对比日益发生新的变化。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且一直保持高速发展,不断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当中国统治世界”等观点不胫而走。面对这种强劲的发展潮流,中美两国在战略全局上都在进行重新调整。从2010年开始,美国开始高调“重返亚洲”,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提出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今后10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是大幅增加对亚太地区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的投入”。希拉里的这篇文章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先声。随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夏威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正式提出美国“转向亚洲”战略,加强对盟国的领导,推动构建“跨太平伙伴关系计划”(TPP),在战略上明确形成了“亚太再平衡”的框架,并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确立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OIP),通过制衡中国以巩固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与此同时,中国自2012年以来也在进行重要战略调整,明确提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系列国际合作平台建设,不断提出更多“中国方案”,在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的同时,也引发了美国战略界进一步的警惕。

在中美战略调整的背景下,从2018年开始,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给整个世界投下了阴影,也预示着中美关系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作为中美关系发展的亲历者,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在2018年底访问北京期间感叹:“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了,要重新定位。两国都在变,关键是要理解如何共存和寻找新的外交模式,两国绝不能走向对抗升级。”在基辛格看来,未来的中美关系既不会回到特朗普以前的状态,也不会变成新冷战的全面对抗关系,而可能会走向一种全新的范式。从十几轮中美贸易谈判所涉及的议题清单来看,中美关系的轴心原则的确正在发生基础性位移,既不同于冷战结束之前的基于应对苏联战略威胁基础上的“准同盟”,也不同于冷战结束以来基于共同治理全球性挑战的“战略接触”,而是呈现为战略竞争与务实合作并存的“中美复合体”,在利益高度融合的同时,制度和文化差异引发的摩擦越来越成为常态。总之,长期以来中美之间形成的“战略接触”的共识已经瓦解,中美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格局将长期存在,所谓“新冷战论”无非是强调了中美战略竞争的事实,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中美战略竞争的国际效应。

“新冷战论”的要害

毫无疑问,中美关系已经步入了战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新阶段,究竟如何界定中美关系的“新现实”,这是当前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课题。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学界就已经注意到中美关系本质的变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通”戴维·蓝普顿就提醒人们,中美关系已经处于一个“临界点”,并且可能会朝着更坏的方向发展。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更是从历史的维度发现,从16世纪上半叶到现在的近500年间,在16组有关“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案例中,其中有12组陷入了战争之中(比如19世纪末的德国和英国,20世纪发展起来的日本),只有四组成功逃脱了“修昔底德陷阱”。

不少学者担心,中国作为当今世界的“崛起大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美国之间的战争似乎“难以避免”。迄今为止,主流观点倾向于认为中美关系的前景是悲观的,中美关系难以走出历史上大国间发生冲突的老路。随着中美贸易摩擦升级、美国制裁中兴及44家中国军工企业、美国要求加拿大引渡华为副董事长孟晚舟等事件爆发,“新冷战论”似乎占据了上风。

从现实发展情况来看,美国特朗普政府的表态和行动似乎也在印证着“新冷战论”已经成为现实。学界时下流行的“新冷战”论调,最初最主要的依据是美国副总统彭斯2018年10月4日在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一个措辞严厉的“政府对华政策”演说,在演讲中,彭斯大肆指责中国搞所谓“不公平竞争”,“窃取美国高新技术”,批评中国道路(没有按美国的预想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批评中国保护人权不力(“迫害”国内少数民族、干涉宗教和言论自由),批评中国军力增长过快(中国最近几年扩张军备,危害世界安全,比如危害南海航行自由)等,极为罕见地将种种充斥着意识形态偏见、单边主义的论调公之于众,核心无非是表达对中国不按美国模式改造自己的失望,动员各方力量共同对中国施压。这一演说被不少人称之为新的“铁幕”演说,认为这意味着中美“新冷战”开始了。然而,如果将彭斯演说放在美国中期选举和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下,就会不难发现将其称之为新的“铁幕”演说是不适宜的。

当年,丘吉尔的“铁幕演说”的背景是美苏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两大阵营,且在欧洲、亚洲乃至全世界形成了壁垒分明的对峙趋势,是先有“铁幕”的事实后有“铁幕演说”。然而,在当前中美关系背景下,中美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美不仅在双边关系上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而且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均有着庞大的共同利益,比如朝鲜核问题、伊朗核问题等,中美的确存在着竞争的一面,但也存在着大量的合作事实,即便是在中美贸易争端激烈对峙的同时,中美两国领导人仍然通过多边会晤、通信通话、谈判团队协商等渠道进行密集沟通,甚至在朝鲜半岛核问题等争端上保持合作。彭斯一方面对双方的战略竞争事实夸大其词,另一方面对中美务实合作视而不见,完全是一副斤斤计较的“怨妇”形象和充满意识形态偏见的“麦卡锡主义综合症”,根本不具备大开大合的战略家眼光,与在大战略问题上长袖善舞的丘吉尔相比简直有着天壤之别。

当然,彭斯不是个别现象,一个彭斯尚不足以掀起“新冷战”的逆流。在时下的美国政府内部,集合了一批“新冷战论”的麻烦制造者,媒体、智库、国会和白宫中都有其代表。2019年,在特朗普的前首席战略师史蒂芬·班农的策划和主导下,在冷战时期曾被作为对抗苏联的组织“当前危险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被重启,据《纽约时报》报道,史蒂芬·班农、参议员克鲁兹、前众议院院长纽特·金里奇等人参加,该组织认为中美的战略冲突不可避免,为此必须复活原来的冷战,甚至幻想通过推动“脱钩”压垮中国并在未来某一天突然崩溃。不难看出,“新冷战论”逆流的要害是搅动国际舆论,配合中美贸易摩擦,试图达到“浑水摸鱼”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部分政客的喧嚣和鼓噪的确影响了舆论,左右了民意,导致美国战略界和公众舆论似乎朝着中美关系恶化的方向发展。在美国战略界,持“新冷战论”的典型代表当属芝加哥大学的约翰·米尔斯海默教授,其历来主张“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大国冲突是世界规律。在新著《大幻灭》(The Great Delusion)中,米尔斯海默再度批评冷战后的自由国际秩序已经幻灭,中国崛起必然带来中美战略对抗。2019年8月,他在澳洲“独立研究中心”(CIS)举办的辩论中明确回答说“我们已经在新冷战之中了”。

米尔斯海默的“新冷战论调”几乎毫无创新之处,但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来说,承认“新冷战论”意味着对《世界是平的》的背离,甚至当年发明“中美国”(Chimerica)一词的尼尔·弗格森教授更是犹如浴火重生,但两人都已经接受,“我们肯定是走上了一场冷战之路”,弗格森甚至预期“这场新冷战会变得更冷”,而且将会比特朗普的任期长久得多。在这些大名鼎鼎的社会名流鼓动下,“脱钩论”和“新冷战论”成为华盛顿各大智库讨论的焦点,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也呈现出负面转化的势头。2019年8月13日,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从2018年的47%上升为2019年的60%,而好感的比例仅为26%。因此,不管“新冷战论”是否真的成为现实,仅就其所造成的舆论危害就已经足以令中美关系无法逃脱激烈竞争的结局。然而,如果从严格的学理而言,“新冷战论”并不符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也不符合中美两国各自的大局利益,甚至也不是中美各自发展的战略方向。迄今为止,“新冷战论”仍然仅仅是一种战略上的感觉,更多地属于战略焦虑,而非战略事实,是一种病急乱投医的焦虑情绪。值得追问的是,西方人焦虑情绪的心病究竟从何而来呢?答案恐怕还在于美国战略自身挥之不去的心魔,那就是意识形态偏见和“找敌人”的战略思维。

长期以来,美国战略界始终被一种自我设定的“假想敌”思维所笼罩,凡是美国看不上眼的国家统统被纳入美国的“假想敌”,对中国的认识也不例外。中国不仅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还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大国,在一些美国战略界人士眼里,中国是最容易识别的对手,随着中国力量的快速崛起,始终有人把中国塑造成战略假想敌,他们之间的区别只不过在于究竟是通过遏制来打压中国,还是通过接触来演化中国,这在2000年前后集中体现在是否给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国家地位的大辩论之中。这一辩论的结果是接触论占了上风,美国最终给予中国进入WTO的钥匙,希望通过国际体系捆住和驯服中国按照美国期待的方向转型,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持续快速发展,不断缩小与美国之间的力量差距,但中国却并没有如美国战略界所期待的那样在政治经济制度上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型,反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稳固。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积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的这一发展奇迹不仅令美国战略界对中国转型的期待彻底失望,而且导致所有的情绪转化为对中国展开一场“新冷战”的对抗情绪,不少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过去四十年对中国采取“战略接触”的方案失败了,中国已经成为挑战美国的“修正主义力量”,美国唯一的战略就是把中国视作“战略对手”,发起一场新的“冷战”。这就是“新冷战论”的核心所在。

然而,美国举国上下真的明确了对中国的“新冷战”共识了吗?非也。在美国政府内部也并没有形成一致声音,所谓的“新冷战共识”也不过是表面上的一致。比如在推动中美“脱钩”问题上,彭斯、蓬佩奥、纳瓦罗和班农等人的意见并不一致。彭斯在2019年10月24日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明确否认“脱钩是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蓬佩奥在2019年10月30日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尽管强调中美政治价值观冲突,但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中美合作的可能。可见,他们与纳瓦罗、班农等人的“脱钩论”不完全一致,这表明华盛顿仍未确立清晰一致的、稳定的对华战略。事实上,所谓“新冷战论”的鼓吹者基本上不是中国问题专家,这些人对中国的了解仍然停留在媒体报道和公众舆论的层次,真正的“中国通”并非持有“新冷战论”的立场。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19年7月3日,以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和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为代表的一些“中国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和国会议员的公开信——《中国不是敌人》,95位来自政商学界知名人士签名联署,公开表达对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批评,认为中国并不是美国的敌人,建议与中国加强危机管控治理安全风险。这些学者均是一些老成谋国的“中国通”,长期以来对中国有深入的研究,比之那些对中国一知半解的门外汉来说的确要更可靠一些。此外,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加州大学谢淑丽教授、著名政论家法里德·扎卡里亚也通过严谨深入的研究得出结论,中国并非所谓“修正主义力量”,“接触+威慑”的对华战略框架仍然是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明智之举。

迄今为止,“新冷战论”并没有形成所谓的“战略共识”,美国对华战略框架仍处于争论之中。非冷战也,实软战也既然美国仍然没有形成对中国的“新冷战”共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看待目前喧嚣一时的“新冷战论”呢?它将把中美关系带向何方?毋庸置疑,“新冷战论”之所以沉渣泛起,最主要的原因是美国战略界人士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冷战思维”,毕竟长达四十年的冷战,在美国战略界塑造了一台强大的“冷战机器”。不仅有遍及美国社会各界的“深暗势力”(deep state)和规模庞大的军工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还有在脑海里挥之不去的冷战思维和战略博弈习惯。一旦遇上一个入得了其法眼的对手,这一冷战机器就会立即发动起来,就像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说,“如果你身上唯一的工具是一把锤子,那么你会把所有的问题都看成钉子”。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诚如美国波士顿大学助理教授乔舒亚·希弗林森2019年2月8日在《华盛顿邮报》网站刊登的文章中所言,与中国的“新冷战”被夸大了,这才是原因所在。

在认识到“新冷战论”被夸大的一面同时,我们也要准确把握“新冷战论”所反映出的问题。“新冷战论”反映着当今世界矛盾的深刻变化,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反应之一。纵观后冷战以来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都被卷入到一个统一的全球化体系中来。整个世界在相互依赖日益深化和全球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水平也在呈现不可阻挡的强化趋势。受此影响,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还会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

尤其是一大批以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的群体性崛起,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政治地图。无论是扎卡利亚的《后美国世界》,还是基辛格的《世界秩序》,均意识到这一变革可能引发世界秩序的深刻调整。置身于这一场大变局之中,无论是硬实力的竞争,还是软实力的竞争,在世界多样性和碎片化的过程中,有关各方把角逐国际话语权和巩固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摆到日益重要的地位,围绕话语权展开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诸如关于战略竞争对手的重新界定、关于流氓国家和邪恶轴心的框架政治、关于“保护的责任和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争论、关于气候变化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标准的分歧、关于汇率争端和国际金融改革方案的辩论,以及在利用核能与反扩散等问题上的争斗,几乎无不首先表现为国际话语权之争及其背后政治合法性的博弈。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明言,当今世界左右政治游戏的势力均衡游戏(balance of power)并未过时,但值得关注的是各国均面临国内政治合法性的挑战(political legitimacy),整个世界秩序也面临着包括来自中华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非西方世界的政治合法性诉求。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世界政治越来越成为来自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政治正当性”问题,“话语权政治”成为世界政治的一个重要维度。

种种迹象表明,当今世界正在步入“软战时代”(Soft War Era),而不是新冷战时代。在软战时代,世界政治中的纷争不再是二战之前热战时代沿着地缘政治和军事同盟的分界线而展开,也不再是冷战时期沿着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两大阵营的分界线展开,更不是如哈佛大学已故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沿着文明和宗教的分界线而展开。软战时代的世界政治纷争将越来越沿着软性政治的分界线而展开,有关各方将围绕真理和道义标准的不同理解而角逐。在软战时代,世界政治的主题将不再是以往国际关系中的“强权即公理”,“有力量”不再是“有道理”和“有道义”的惟一标准。相反,在软战时代,“有道义”、“有道理”本身成为是否“有力量”的根据。一个国家的实力越是强大,越可能引发猜忌和仇恨,超强的国家力量本身很可能成为导致反制情绪蔓延的温床。无论承认与否,近年来在世界各地蔓延的反美主义情绪,很可能主要不是来自于美国外交政策的失误,而是来自美国国家实力的超强和失衡。同样,作为一个快速崛起的大国,中国国家力量的快速壮大很可能也是国际社会中各种名目繁多的“中国威胁论”的重要起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美关系出现问题的症结并非来自两国关系自身,而是来自两国各自国内政治的变化,如何消化和容纳彼此国内政治的变化,是化解中美关系争端的治本之策。当然,国家力量的强大不是罪过,任何一个国家都决不能因为可能会招致别人的非议和嫉恨而停止发展的步伐,更无需战战兢兢地老是担心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出格。越是强大的国家越需要把国家力量的强大作为既定的战略,始终牢牢抓在手里。“与其慷慨骂邪恶,不如奋斗求善良”,在软战时代,国家力量的增强不再是寻求国际政治强权的资本和工具,不再是获得霸权地位的充分条件,而是捍卫和平发展环境的屏障,是明辨真理和实践道义的依托。可以断言,一个把本国经济和社会生活弄得千疮百孔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也很难成为真理的先锋和道义的骑士。

毋庸讳言,“软战时代”是相对于“硬战时代”而言的。所谓“硬战时代”,主要是指二战之前的“热战时代”和二战之后的“冷战时代”。无论是“热战”还是“冷战”,世界都明显地分裂为互相对立的两大阵营,主要是以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等硬实力为对抗手段,这种两大阵营水火不相容且奉行零和游戏的硬对抗状态,我们统称为“硬战”。相比此种敌我之间截然对立、战争厮杀异常残酷的争夺,软战时代则强调对手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种你追我赶、环环相扣的“奥林匹克竞赛”。尽管国家实力和道义真理等传统范畴在软战时代仍然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但两者之间的政治逻辑是颠倒的。在热战和冷战的“硬战时代”,国家实力是“里”,道义标准是“表”;在软战时代,道义标准成为“里”,而国家实力成为“表”,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并非在于国家实力,而在于是否站在真理和正义一边。

可见,在软战时代,世界权力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个有权力的国家并不一定非得要通过军事力量的征伐获得,当然也并不意味着一个国家要自废武功式地销毁军事力量,而是强调各种形式的以经济、文化、制度、信息、价值观念为主要内容的权力资源对一个国家权力地位的重要性。以往片面依赖军事实力的集团对抗在未来的战争中正在面临土崩瓦解的命运,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日益形成了既尖锐斗争又复杂合作、既相互遏制又彼此接触的新型关系。国家正在从国际政治游戏的前台隐身幕后,各种非国家行为体比如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全球性媒体和国际组织成为台前活跃的主体,动辄掀起潮水般的社会抗议或者波涛汹涌的网络浪潮,令国家和政府备受煎熬。无论是巴黎街头的“黄马甲”和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之春”,还是在世界范围内泛滥的逆全球化思潮和反建制主义的论调,都是此种软战的重要表现,从中不难看出国际政治所发生的深刻变革,我们把此种软化了的政治斗争形态称之为“软战”,把以软战主导世界政治的时代称之为“软战时代”。

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说,尽管“软战”可以理解为软化的战争,但本质上并不是战争状态,甚至也不是对抗性的状态,而是一种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的复杂博弈。它的核心是竞争,合作是手段和策略,它是由全球化的发展所决定的。在此种情境下,即便一个国家武装到牙齿或者富甲天下,都不可能无视当今世界其他国家的生存状况,都不可能在一场共同的挑战中置身事外。金融危机、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社会动荡,近年来,无数的天灾人祸都向世界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置身于此种世界变迁的最前沿,感受自然也是最为深刻的,面对涛走云飞的世界变革,美国人不得不低下高傲的头颅,对战略思维作出某些调整。任何一个国家,只有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认清软战时代国际政治的逻辑,才能在未来的国际政治角逐中获得主动。

事实表明:在全球化时代,国际政治传统上的领土争夺战正在趋于式微,争夺民众支持的认同战日益重要。萨达姆侵略科威特的命运与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遭遇都在提醒各国政府,贸然发动对一个主权国家领土的袭击已经不再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选项,也不是实现国家利益的最优选择。世界政治的未来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对世界民众的吸引力和号召力,取决于这个国家的道义形象和文明程度。如今,美国国内“新冷战论”的主要对手其实并非是中国,而是美国自身,是美国自身在战略思维上走不出“冷战思维”的迷惘和困惑,在更深的层次上揭示的是一种国际政治的新战线。无论未来的成效如何,它的确昭示了世界政治变迁的新趋势,值得各国政府和学界深长思之,决不可简单批判了事。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

当前,中国的和平发展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面对“新冷战论”的逆流,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取决于中国自身的战略选择。如果中国也走不出“冷战思维”,与美国的“战略更年期”来一场面对面的“对对胡”,恐怕“新冷战”的前景也就成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国来说,与美国展开一场“新冷战”的世界豪赌并不符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国际上对中国的不了解、误解和成见、偏见普遍存在,西方有些人对中国的快速发展心态矛盾复杂,心存疑虑戒心,甚至戴着“有色眼镜”观察、评估我们,对此中国应该更加超脱,更加自信,更加从容。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在软战时代,中国不需要通过一场与美国的决战来展示自己的大国实力,而是应该坚定信心,全力维护和巩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势头,并通过巧牵牛鼻,与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耐心周旋,共同发展。对中国来说,未来战争的危险可能不在你追我赶的军事战场上,可能不是大国与大国的较量,很可能是来自于本国社会的内部,来自于各种形式的“软战争”。妥善应对美国“战略更年期”的综合症,有效和妥善回应来自内外的各种软战挑战,积极塑造中国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不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助力,这才是中国坚定不移的正确战略选择。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发表时间:2020年6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