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内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多个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力图刺激消费、刺激经济。如何看待消费券的作用，如何稳消费？新京报围绕这些问题采访了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

“消费券的作用是短暂的，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不能高估。刺激消费可以采取多个措施。比如，通过救助困难群体来稳消费。但比较重要的是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的私人消费，弱化居民增加储蓄的预防性动机等。”刘尚希说。

近期，不少人建议直接发钱补贴救助困难群体。如何救助困难群体来稳消费？刘尚希表示，他不是不赞成直接发钱补贴，但反对没有目标、不加区别的发钱。“不能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来发钱，可以利用目前的社保体系精准识别救助对象发钱，这种发钱的方式更有效。”

与主张稳消费以刺激经济的观点不同，也有观点认为，政府要通过启动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刺激经济。当前的形势下，中国经济要依靠消费还是投资？对此，刘尚希认为，消费和投资都对中国经济很重要。但如果体制机制存在障碍，两个都无法在经济循环中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要去改革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机制体制。其中，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内生动力。

刘尚希进一步呼吁，“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从历史来看，可以借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罗斯福新政，进行一场改革，转危为机，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

“消费券的作用是一次性的要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

新京报：为刺激消费，多个地方政府发放消费券。你怎么评估消费券的作用？

刘尚希：现在疫情刚得到有效控制，有些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放消费券来刺激消费，这种方式确实会起到一定的作用，但这种作用效果会很短——因为一般的消费券都有时间限制，有的消费券要在一个星期之内使用，过期无效。而且消费者使用完消费券之后，是否会继续保持旺盛的购物欲难以确定。因此，消费券只是对居民消费起到一次性的撬动作用，在刺激消费上的作用不能高估。而且，还要防止“胀肚子效应”，尤其是日常消费品的购买，家里存货多了，以后购买就少了，直到存货消化掉为止。

新京报：有观点认为，稳经济的关键在于稳消费。如何提振消费？

刘尚希：第一，救助困难群体，这是稳消费的一个措施。第二，消费券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消费，但其作用是一次性的。第三个比较重要的措施是，要以公共消费带动居民消费。

最近出现了储蓄增加的现象。这是因为疫情冲击之下，不确定性和公共风险上升，居民的预防性动机增强了，这种趋势若继续下去，会导致消费的进一步萎缩。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通过扩大公共消费来弱化居民预防性动机，带动居民消费。公共消费分为两大块：一是维护政府运转的消费，如发放的雇员工资、采购的商品和服务、提升政府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等等，这些支出属于政府自身的消费支出。

二是供社会成员消费的公共服务，如用于幼儿园、义务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培训、医疗、健康知识普及、防疫、体检检测、公园、博物馆、公租房、养老、救济以及社会治安等等。政府提供公共消费既可以直接提供，如办园办学办医院，建公租房等，也可以通过购买服务方式来间接提供，如教育、医疗、公共卫生、培训等，都可以向市场或社会来购买服务，再提供给社会大众消费，也就是政府买单，大众消费。发放消费券、培训券、教育券、平台服务使用劵等等，也是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还可以通过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来提供公共服务消费。公共消费有助于社会平等，也能降低居民预防性动机，即居民的安定感和未来的确定性提升了，居民当前的消费就可以扩大。提供公共消费，离不开学校、医疗机构、数据中心、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这意味着扩大公共消费也会带动公共投资，或通过政府采购带动民间投资。中心城市、城市群和都市圈在公共消费方面的提升空间很大，仅仅从2亿多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农民工来说，没有享受同城待遇，其在教育、培训、医疗等方面的公共消费是严重不足的。但由于体制的原因，地方各级城市政府向农民工提供公共消费的积极性普遍不高。

此外，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消费要靠两方面的支撑：收入、合意的产品和服务。要想扩大消费，一方面，居民收入要增长，另一方面，市场的优质供给要增加。我国的消费结构在升级，居民海外购物的能力很强，消费外流不断扩大，我国是全球奢侈品的主要消费国。但国内供给滞后于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就连锅、菜刀、奶粉这类日常消费用品，中等收入阶层都倾向于购买外国货。现在海外疫情导致进口萎缩，我们能否想办法把这部分海外的购买力转化为国内的购买力？这其中关键在于提高供给的质量，如果没有优质的供给，居民有钱也不会消费。若缺少合意的产品和服务，居民的一些消费需求只能是潜在的，难以变成现实。

“我反对不加区别地给所有人发钱”

新京报：在近期的中国经济学界，直接发钱补贴包括失业者在内的受困群体的呼声颇高。中国是否应该仿效国外给民众发钱？

刘尚希：我们不能只看到国外发钱这一表象，认为国外发钱，我们也应该效仿发钱。当然，我不是不赞成发钱，但反对盲目的、没有目标的、不加区别的发钱。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一定要首先明确一个问题——发钱的目标是什么？无论美国还是日本，这些国家给民众发钱都有一个明确目标：抗击疫情。为了有效控制疫情，政府要求居民在家隔离，减少外出。但国外很多家庭储蓄率低，很多家庭一旦失去工作，生活可能陷于困境。如果政府不发钱补贴民众，很多人就会拒绝隔离，坚持外出上班挣钱。因此，为了实施有效的隔离政策和保障基本的社会秩序，让居民安安稳稳待在家里，政府通过补贴来保障民众日常基本生活，稳住人心。

现在国内不少人主张发钱，那目标是什么？应该是救助失业群体、受疫情影响的低收入群体。在救助之前，我们要搞清楚：目前失业规模到底多大，失业人群到底是怎样的生活状况，哪些人应该被救助，政府如何救助——是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还是采取更精准有效的方式？我认为，不能采用“直升机撒钱”的方式，为了发钱而发钱。比较可行的办法是，利用目前的社保体系精准识别救助对象：第一，在城市利用好失业救济机制，城市失业居民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第二，在农村利用好已有的扶贫机制。疫情冲击，很多农民工暂时失业，只能待在家里。这些人没有参加失业保险，无法领取失业金，他们是否会变成贫困户？要利用脱贫攻坚的机制去精准识别哪些人需要救助，将需要救助的农民工纳入低保、贫困人口等救助范围，保障这部分失业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疫情冲击之下，之前已经脱贫的贫困户可能返贫，也要特别关注这部分群体。这两种方式的救助也是发钱，但发钱的方式更精准有效。

从财政承受能力看，在当前基层财政“三保”都已经很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是没有能力进行“直升机撒钱”。谁不喜欢钱多一点？普罗大众都希望政府发钱，但发钱要有助于社会公平，保住底线，也就是保基本民生。若超出“基本”来撒钱，将会导致财政不可持续。

新京报：最好的救助仍是保就业、增加就业机会，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刘尚希：从保就业角度看，就业岗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企业的就业岗位，要尽可能减少企业的倒闭，保住现有的就业岗位；另一类是非企业的就业岗位，如个体工商户的自我就业、灵活就业等等。疫情之下，几千万个体工商户受到很大的冲击，要对他们有精准的政策支持。比如，是否可以延期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减免部分贷款利息、或财政补贴一部分等。这比减免税更重要，因为减免税主要是一种激励政策，而非救助政策。

对于失业人群、即将毕业的大学生，要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可以鼓励大学生通过自我创业，也带动其他人就业。这就需要政府对创业提供培训、指导，在创业贷款、资本金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从根本上看，还要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保就业。民营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平等待遇和遭受隐性歧视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疫情之下，改善营商环境恐怕是一个更重要、更迫切的问题。这是因为，只有营商环境改善了，大家才会有投资、创业的想法，从而带动就业。这些年放管服改革，大力改善了营商环境，但疫情冲击之下对此提出了更高要求。保就业的根本之法，在于改善预期，走群众路线，对市场形成良性激励。

“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让市场投资能够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投资”

新京报：与主张稳消费的观点不同，有观点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要通过基建投资来扩大就业、刺激经济。你怎么看？

刘尚希：首先，政府投资并非可有可无，一些必要的基建项目还得要上，但政府投资未必能扩大就业岗位、刺激需求，从而拉动经济。这其中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也需要满足很多的条件，当有关条件不具备时，政府投资是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

从当前的条件下看，基建投资恐怕难以再发挥2008年、2009年时期那么大的作用。通过传统的基建投资来刺激经济、扩大就业，这个效果会较低，因为传统基建投资的空间变小，其乘数效应也大大降低。2008年“四万亿”方案的效果可圈可点，政策的“规模效应”对提振当时市场信心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这一点而言，当前大可借鉴。但是政府投资的路径如今难以再续。

第二，3月的政治局会议强调，加快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基建的技术含量高、更新迭代快、应用场景驱动，基于这些特点，政府无法替代市场。新基建投资主要靠市场，而不是政府。政府应做的事情是规划、引导和提供政策激励。

其实，即使是“铁公机”等老基建，几乎没有市场参与不了的，关键在于采取什么样的建设模式。传统的理论认为，公共基础设施是公益性项目，只能政府去投资，市场不会去参与。这种理论已经不合时宜了，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实践早已打破了过去流行的理论。如果实行“项目组合”，或者实行“开发性的政社合作（PPP）”模式，或者实行资产证券化，原有难题都可以通过模式创新得以解决，现实中已经有不少这样的成功案例。要改变传统观念，充分发挥社会资本的力量，让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政府和市场形成合力，这恰恰是我国重要的制度优势。

中央一直在强调，要让社会资本进入到养老、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领域，但现实中因为各种条条框框的束缚，社会资本很难进入到这些公共服务领域。现在还出现了一个现象，在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扩大之后，社会资本不少被挤出去了。政府投资的目的本来是要带动市场投资（或者说民间投资），现在不但没有带动起来，反而只剩下自己在那单打独斗。中国经济体量达到100万亿元，单靠几万亿的地方政府专项债难以撬动，还是要靠民间投资的力量。在疫情条件下，加快体制机制改革，让市场投资能够参与到公共服务的投资中，这是决定宏观政策有效性的必备条件。

“不要抽象讨论中国经济靠消费还是投资要去解决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

新京报：对于当前的中国经济来说，要依靠投资还是消费来推动？

刘尚希：我认为，消费和投资对中国经济都很重要，不要抽象地去讨论当前的中国经济要靠消费还是投资来推动。如果体制机制存在问题，两者都无法有效发挥作用。重要的是，要去解决阻碍两者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加快机制体制改革。当前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也需要前所未有的改革来匹配。

比如，当前重要的是要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动力，但营商环境的问题既有新问题，也有老问题。在疫情发生之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民间投资增长乏力。疫情之下，营商环境又有了新问题。比如复工复产的过程中，在有些地方，民营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才能复工复产，这暴露出有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习惯性干预，不愿意轻易放弃到手的权力。

疫情之下，改善营商环境变得更加重要和迫切，因为只有在营商环境得到根本性改善后，民营企业的信心自然就上升了，民间投资也会随之增长，就业、收入、消费、投资自会形成循环，也不用再纠结到底是依靠消费，还是依靠投资来刺激经济的增长。应趁着这个机会加力优化营商环境，从根本上提振市场信心，解决市场投资乏力的问题。

激发市场投资的信心和动力，还要加速推进国企改革，加快推进向“管资本”转变。一旦国企国资改革有了大进展，民间投资可以参与的空间就变大了。

“如果真正下定决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马见效”

新京报：相对于刺激政策，改革是否是慢变量？

刘尚希：认为改革是慢变量的认识是错误的。应对当前严峻的形势，在很多人看来，首先要靠刺激政策，好像改革难于上青天，要慢慢来。也有观点认为，改革进入到了深水区，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子能够解决的。如果不想真改革，可以有一万条理由。如果真正下定决心要改革，改革可以立马见效。改革不是今后的事情，也不是慢变量，而是自我革命的决心问题。我们一定要消除这种认知上的误区。中央一直在强调改革、推动改革，但似乎像是拳头打在棉花上，被各种隐匿的不担当、不作为给化解了。就这点来说，改革确实变得更难了。

我们也可以从历史上来观察和理解改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通过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出台了《紧急银行法令》、《全国工业复兴法》、《农业调整法》、《社会保障法案》等系列法案，大幅度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政府与社会的关系等，破除了原有导致经济危机、阻碍经济发展的障碍。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崛起，离不开当时危机中罗斯福新政推行的大规模的机制体制创新。甚至可以说，罗斯福新政的制度红利一直延续到现在。那么，现在看，罗斯福新政在短短时间内推出了那多的改革措施，那些改革是慢变量还是快变量？很显然，改革可以是快变量。

对于处于世界大变局中的中国经济来说，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也不能再依靠一些零打碎敲的小政策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来一场与世界大变局、疫情大冲击相匹配的改革。这样才能充分彰显我国的制度优势，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上把握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从历史来看，可以借鉴世界经济大萧条时的美国罗斯福新政，加快体制机制创新的步伐，把疫情的冲击转化为改革的内生动力。

来源：第一智库，http://www.1think.com.cn/ViewArticle/html/Article_4FFA4A807C07BCF4B4EF9BFBD2A90C8B_48889.html 发表时间：2020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