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尤其是北京一带，去年冬季（2015年12月左右）雾霾严重，执笔时（12月25日）北京PM2.5超过500点(ug/m3)，是严重污染，非常不健康。(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5点以下才是安全水平。)雾霾严重与否，短期受天气影响，但中长期更受污染影响，主要包括汽车的排放、供暖（尤其是烧煤）、餐饮与工业生产。绝大多数中国人民已经超越温饱水平，在社会水平（私人水平还有人际竞争的因素），增加消费并不能显著增加快乐，如果环境质量减少，反而可能减少快乐。（详见拙作：《快乐之道》。）因此，保护环境、减少污染、减低雾霾已经比维持GDP的增长率更加重要。本文论述，在保护环境，尤其是减少汽车的排放上，中国各城市的政策，有很多可以大量改进的地方。
例如，北京在用摇号发车号，用车牌号限制上路日。不错，汽车与汽油的消费有大量外部成本（对他人造成损失而用车者没有负担这费用），包括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使用汽车的堵塞、污染、意外与噪音的作用等。因此，应该限制汽车与汽油的消费[见李雅萍（2014)、邓欣&黄有光(2008)]，但不应该用摇号与用车牌号等行政手段，而应该用市场手段。应该把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加在拥有汽车的费税上，或在限制汽车数目的基础上，以拍卖的方式让拥车者负担，像新加坡的方法一样。(详见《联合早报》2013年9月6日的拙文。)
可能有人会认为，用拍卖的方法分配受限制数量的汽车，会造成只有有钱人能够拥有私人汽车，中低收入者负担不起，不公平。这问题可以通过多抽有钱人的税，多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收入，加大除贫力度来应对。用拍卖取代摇号，增加效率，但可能增加实际收入的不平等程度。有钱人得利10亿元，其他人损失5亿元。以金钱上看，好像得利。但有钱人的2元所代表的快乐，很可能低于其他人的1元。因此，如果只看效率，只用拍卖替代摇号，没有其他配套措施，整个社会的福祉未必增加。
不过，如果在具体政策（包括汽车，但不限于汽车）用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分配政策上多照顾中低收入者，则可以论证，所有人群，包括富人、中低收入者与穷人，都会得利。（详细论证见笔者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4年的文章；中译见《黄有光自选集》，或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4.7节。）
上海用拍卖来分配车号，显然比北京高效许多。但其拍卖方法也没有新加坡的有效。广州用摇号与拍卖的混合制度，在效率上比北京好很多，而在人们的公平评价上，可能比上海的高。这可能是广州用这混合制度的原因。不过，如果能够让人们明白，在具体政策上应该以效率挂帅，而在整体平等政策上加大力度，就可以采用新加坡的更加有效率的政策。要认识到，在像新加坡的制度下，有钱人必须用高价才能够得到车号，就像有钱人多花钱，可以得到较多的旅游、餐饮、房子等物品一样。如果认为平等程度不够高，应该在整体平等与除贫政策上加大力度，而不是在具体政策上。一个人是否有钱，是否贫穷，不是看他在具体物品上的消费，而是看他的整体购买力。与其让一个穷人有机会从摇号中获得车牌的机会，不如设法增加其整体购买力。
其次，与其用车牌号限制汽车上路，不如对汽油征收大量的税，来体现汽油使用的堵塞与污染等大量外部成本，使人们自动减少汽油的消费。用车牌号限制，有钱人往往可以通过拥有多辆汽车，而避免受限制。高汽油税的收入，并不是被丢入大海，而是可以用来改善交通或减少其他方面的税收。因此，高汽油税实际上对人们，包括拥有汽车的汽油消费者，有利。（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第1.7节。）
除了对汽车的拥有与汽油的消费征收高额的费税,也可以采用一定程度的限制。例如,中国油品国标严重滞后于国际汽车排放标准。2011年中国全面实行了汽车排放国四标准（不含柴油车），然而到现在可以与之匹配的国四燃油还远没有全国普及。中国的燃油品质从硫含量上看一直以来都有差距。当前实施标准与欧盟和美国现行标准还有着大约10倍的差距。（详见：http://data.163.com/15/0130/00/AH5S6ILD00014MTN.html.）李雅萍（2014,第823页）也说，“从汽车尾气造成污染的原因看，主要是汽车数量的激增和燃油品质不高造成的。”可以加上，没有对汽车与汽油征收反映其外部成本的税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污染等外部成本征收税费，可以减低污染于未然，节省大量的清理成本，对污染者的损失，大大小于社会的得利。（详见《信报财经月刊》，2015年2月的拙文。）
可能有人认为，理论上应该对污染征收等于其造成的损失的税费，但这损失很难估计，尤其是关于影响全世界与多年后的人们的排放。然而，拙作（Ng2004）论证，至少应该对污染征收清理污染的成本的税费，而这比较容易估计。还有，多数情形，这样的税费的收入，大于应该用来清理污染的总投资，从而解决清理污染的资金来源问题。
除了对汽车与汽油的征税，依据同样道理，也应该对其他外部成本，尤其是严重危害环境品质的污染，包括烧煤取暖与工业生产上的，征收高额税费，或进行一定适当的限制。如果能够大量减低雾霾，提高环境品质，一二十年后，即使GDP只是增加50%而不是增加100%，人们的健康与快乐水平，也应该比GDP大量增加，但雾霾也大量增加，而环境品质大量降低的情形，要高很多。其次，环境品质的大量降低，迟早会使GDP的增速降低，甚至下跌。长期而言，至少是在小康水平之后，环保应该比GDP更加重要。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6年1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