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稳固基石，基层治理特别是农村基层治理越来越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乡村治理现代化也被作为重要发展目标置于更突出位置。然而，学界对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研究还很不够，一些根本性问题、瓶颈问题尚未得到很好解决。不解决这些瓶颈问题，许多方面都无从谈起，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也就很难实现。

突破经济至上发展思维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获得长足发展，2010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极大提高。可以说，在物质现代化进程中，我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以往从未像今天这样更接近现代化目标。不过，与物质生活比，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还未得到极大丰富和满足，离现代化目标还有很大距离，这需要高度重视。

在基层治理中，不少地方过于强调GDP指标，甚至存在唯经济是从或经济至上的发展误区。尽管近几年党和国家反复强调，要改变片面追求GDP的倾向，但积重难返的惯性思维较难改变。如“富人参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乡村治理，有的地方仍将“经济实力”作为村干部选举的必要资格。可以说，“经济至上”模式如得不到根本改变，不仅会影响农村物质现代化的发展动能，也会限制现代化的其他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与经济发展动能相比，政治、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环保等在乡村治理中普遍不受重视，这造成精神现代化的短板，主要表现在选举、考核、管理中不重视精神方面，思想道德出现明显滑坡，民风乡俗被金钱观念支配，文化教育品质走低等。“乡村振兴”战略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提出，对乡村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整体上改变了农村面貌；但也要看到，不重视生态环境者仍大有人在，为了经济利益疯狂破坏环境者也不在少数。例如笔者调研发现，山东某地因随意挖金，导致周边村庄污染严重、地表塌陷、怪病丛生，却长期得不到关注和重视。

基层干部腐败是阻碍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的一大障碍。虽然多年来反腐倡廉一直是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成效也非常显著，但农村基层“微腐败”仍然相当严重，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农村治理中缺乏精神维度的内容。有人将农村基层腐败概括为七大现象：吃拿卡要、挪用私分公款、圈地卖地、私办企业、截留冒领、私养情人、染黑涉黑。据统计，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五年中，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处分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27.8万人。另据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在2018年829起农村腐败案件中，扶贫领域有554起，黑恶势力“保护伞”为48起，两项共占比72.62%。在1408名腐败干部中，乡镇、村干部居多，乡科级688人，村（居）干部677人，分别占比48.87%、48.08%，合计近97%。村干部素质和风气将显著影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和整体面貌，必须加以重视。

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突破经济至上发展模式，将政治、社会、思想、文化、教育、道德、环境等纳入其中，尤其需要将物质与精神结合起来，在平衡、互动、融通中创新发展。当前，乡村治理应加快补齐精神现代化这一短板，这既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也有助于推动物质现代化的长久可持续发展。

辩证理解古今中外关系

乡村治理现代化决非孤立现象，也不是一个随意随机的事物，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牵扯面非常广泛的综合性系统工程。因此，要辩证理解、正确处理古今中外的复杂关系，并进行创新性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首先，需要改变以西方标准进行简单衡量的习惯。众所周知，现代化主要是西方开启提出的理念，学习借鉴西方模式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但是，要克服将西方现代化作为唯一甚至绝对的标准尺度的思维和做法，即符合西方标准的就肯定，否则就在否定之列。以村民自治为例，较长一段时间内，不少人否定政府的推动作用，认为政府调控不利于实现自治，有些地方甚至直接请外国专家按西方标准开展治理活动，从而出现了许多生搬硬套、不接地气的怪现象。这说明，解决中国问题需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而不是按西方标准画地为牢。

其次，应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特别要看到其中包含的现代性因素。中国传统文化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生成的土壤，也是其内在发展动能。不少人认为，现代性是西方的产物，而中国传统社会更多的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意识，所以主张用西方现代性消解甚至否定中国传统。实际上，中国传统社会并不缺乏现代性因素，古人提倡的“民为邦本”“日新，日日新”“天下为公”等都是例证。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曾提出：“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继续。”[1]因此，要真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就不能无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脉所在及其巨大作用。

再次，在古今中外的融通中进行创造发展，乡村治理现代化才会有未来。目前，在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普遍存在一元论、机械论的简单化认识和做法，较难进行动态、创造性探索发展，致使一些问题停留在表面，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例如，不少农村让“二十四孝”上墙，实行所谓的“孝文化”治理，这虽然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但其中也不乏封建思想糟粕。如果没有现代性的烛照，农村治理就有可能变成一种逆现代化或反现代化。鉴于农村的熟人社会中不能事事处处都讲依“法”诉讼，一些地方设立了“老人协会”解决农村矛盾冲突，有的地方甚至因此成功打造“无讼社区”。但是，这种继承中国“老人文化”的做法，也容易导致忽略甚至无视法治原则和精神的偏向。可见，拿捏好法治与人治在乡村治理中的关系尤其重要。此外，处处以西方式“公民”标准要求农村人民群众，也是一种误解。就如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所言：“公民文化不是一种现代文化，而是一种现代与传统的混合政治文化，它混合了不同历史时期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既具有传统部族村落自我封闭的互信，又具有对统一国家和专业化中央政府机构的认同和忠诚，同时还有对现代复杂的政治系统和决策过程的参与意识和具体要求。”[2]由此看来，现代化既不是西方塑造的，也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自然生成的，而是古今中外融通后的再造，是指向未来并不断成长的。

培育锻造新型农民主体

乡村治理还有一个薄弱环节，那就是干部的“三多”“三少”情况。所谓“三多”，是指干部流失多、低学历者多、老龄化程度严重。所谓“三少”，是指待遇低、专业化程度不足、年轻干部少。这是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提高的瓶颈问题。但比较而言，当前最重要最急迫的还是培育锻造新型农民主体。

实施村民自治以来，农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升，其自我管理的能力水平也有了很大提高。可以说，村民自治是中国农村基层民主和现代化进程得以快速推进的内在保障。但也要认识到，不少地方的乡村治理还停留在传统行政管理层面，主要表现是“由领导说了算”，农民群众的参与度不高，还处于“被治理”状态。要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必须突破这一局限。

中央多次发文并提出“新型农民”概念，这其实是对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现代农民的具化。所谓“新型农民”，不仅要实现脱贫致富，还要具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现代管理能力，即要走出传统、进入现代、面向未来。然而，目前大多数农民还远未达到这样的高度水平，有的甚至是背道而驰的，突出表现在不少地方的农民“等、靠、要”思想严重，公然表示“不愿脱贫”“不肯摘贫困县的帽子”。更有甚者，即使政府出钱也不愿出工，甚至还将扶贫款项用来吃喝玩乐。这一现象虽是少数，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现代新型农民的锻造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近年来，农村基层在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考评中，人民群众的参与度、积极性、创造性有了一定提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温岭的“民主恳谈”，实现了“由领导说了算”向“农民直接参与表达”的重大转变，从而成为基层协商民主制度的成功范式。但在更多地方，并未形成“赋权于民”的制度机制，更未养成农民群众的民主参与习惯和能力，致使“被民主”“被参与”“被现代化”的情况多有发生，不让农民“参与”的情况更不在少数。当人民群众被置于农村基层民主治理之外，或变成被利用的工具，那么现代公民和新型农民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更不可能实现。

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农村基层人民群众的参与度得到很大提升，其自主性、自治能力、创造性也得到空前发挥，各级政府真正做到了“赋权于民”，显示了全国各地开展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乡村治理应以此为契机，推动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改变政府治理方式方法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政府治理方式面临更多新要求，集中体现为由行政管理型向服务治理型转变。目前，这一工作取得了不少实效，积累了一些成功经验，打造了一批典型模式，但是总体上离党和国家要求以及现代化要求还有很大距离。如何突破当前政府治理方式方法的局限，进行创新性探索发展，是乡村治理现代化不可忽略的要点。

一是努力克服官僚主义作风，根除形式主义之风，让农村基层干部真正成为人民公仆。“官本位”思想古已有之，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得到根除，有的地方还相当严重。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不得。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谈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针对这些不良风气，分批次开展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党和国家还将2019年定为基层“减负年”。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的痼疾之一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少干部名义上是下乡扶贫、指导工作，实际上并没有贴近人民群众，一些年轻干部不懂怎样与农民打交道、听不懂农民方言、不适应农村的艰苦生活，导致农民反感甚至不愿合作。

二是避免形成技术依赖、以技术主义代替深入群众开展切实有效工作。新媒体和互联网，特别是大数据、微信群、视频通话等新技术的出现和发展彻底改变了乡村治理方式，大大方便了农村基层治理。但在实际中却也导致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对技术过于依赖，很少下乡进村了解实际情况，干群关系越来越疏远的情况。另外，还出现了在没有调研的情况下，盲目使用互联网虚假数据导致结果失实，以及弄错丢失数据、给工作造成较大损失的现象。

三是以平等、同理之心与农村人民群众沟通，破除干部的价值高位和抱怨心态。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反映工作非常辛苦，常常是“五+二”“白加黑”；然而农民往往并不领情，甚至会产生抵触、反感的情绪，以及对抗的做法。出现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基层干部并不是将农民看作“我们”中的一员，而是“他者”，有的基层干部甚至将农民看作“受惠者”，将自己看作“施恩者”，从而产生优越心理和价值高位。其实，农民才是干部的衣食父母，扶贫与提供公共服务是一种干部对于群众的“反哺”，农民和干部是平等关系。晏阳初曾说：“我们不愿安居太师椅上，空作误民的计划，才到农民生活里去找问题，去解决问题，抛下东洋眼镜，西洋眼镜，都市眼镜，换上一副农夫眼镜。换句话说，我们欲‘化农民’，我们须先‘农民化’。可是‘农民化’不容易。必须先明了农民生活的一切。我们正努力在农村作学徒。几年来工作愧少成绩，亦正以此。”[3]农村基层干部要“化农民”，就要先须“农民化”，从根本上破除自己的“价值”高位。

我国乡村基数大、基础弱、情况不一、问题多，特别是深受历史与现实的制约，加之农村基层干部外流现象比较严重，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至为不易。认清当前制约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瓶颈问题，并加以突破和克服，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注释：

[1][美]海登·怀特著，曹锦清等译：《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25—326页。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著，徐湘林等译：《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页。

[3]晏阳初：《在欢迎来宾会上的讲话》，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21页。

来源：人民论坛网，http://www.rmlt.com.cn/2020/0514/580378.shtml 发表时间：2020年6月6日